◎ 靈與肉 李奭學 誠品好讀2000年10月第4期

◎ 靈與肉　 ◎李奭學
台灣小說家裡，七等生和舞鶴是一對寶。我不僅指他們患有文字上的小兒麻痺症，我也指他們的小說頹廢起來前後輝映。星月爭光。 不過七等生緬昔懷舊，作品的明晦間有大是大非，《我愛黑眼珠》 的頹廢故而猶遜舞鶴。《餘生》戲謔歷史，儘管痛感隱隱，舞鶴畢竟作壁上觀。剛剛上市的《鬼兒與阿妖》，封面上赫然印著「舞鶴的『肉慾書』」，更有道德者何之感，可說「前衛」之至。

舞鶴的「前衛」還不問這種「不問道德的道德觀」。「鬼兒」與「阿妖」這對詞本身就已經走在台灣情欲文化及其對應論述的前端。 「鬼兒」大約脫胎自英文中指「同性戀」的俚語，但是舞鶴的用法更先進，在《鬼兒與阿妖》中已具陰陽人、雙性戀乃至雜交者的意涵。「阿妖」或許典出「人妖」，然而猶如「鬼兒」，舞鶴轉化原始用法，由「半鴛鴦仔」變成世代最新的同性戀者的總稱。鬼兒與阿妖更是寶一對，他們在酒池肉林中各成體系，也在悄聲淫語裡攜手合作。這種不問道德的生命之見，幾乎顛覆了台灣漸為社會接受的異類情愛。難怪《鬼兒與阿妖》一出，同志間已見重砲出擊。

僅就小說藝術觀之，我要指出舞鶴「言行不一」，所謂「肉慾書」頂多適用於《鬼兒與阿妖》前半部。「欲」其實是「情」的另一面。但舞鶴似乎無意於後者，只想在淫水陰毛中凸顯身體，而且不想讓道德沾上邊。酷兒的「情欲」因此變成鬼兒的「肉欲」。從這個觀點再看，《鬼兒與阿妖》的前半部幾乎是本現代《金瓶梅》：人人憑本能處世，個個依原欲行動。舞鶴一直強調鬼兒有其共性，也就是有社會就會有鬼兒窩。源遠流長，百代不廢。這不僅因為凡人心中都有一頭「獸」，「超我」難御，同時更因雜交的人類在歷史上原本就早於性伴侶的固定與制訂。舞鶴「前衛」，前衛在他勇於讓歷史「倒退」。

倘由宗教家讀來，心中對《鬼兒與阿妖》前半部所生的憐憫，恐怕會數倍於閱讀《金瓶梅》。其中由第一人稱的鬼兒到有名無姓的妖兒其實是一體，因為舞鶴的刻畫性格並不顯。而人物性格一泯，個體變整體，都是所謂「芸芸眾生」了。他們像米爾頓（John Milton）筆下的沈淪天使，群集一家名叫「心魔」的鬼兒窩。高潮、快感與射精才是他或她們生命的全部，「情」是個極力避免的字。饒是如此，我得指出縱然是衛道之士，恐怕也不得不承認這當中沒有一個稱得上道德社會裡的「壞人」。有部分舞鶴還寫得憨態可掬，即使比不上《紅樓夢》中那位「天下第一大淫人」，至少癡態彷彿，令人垂憐。《金瓶梅》就不一樣，李瓶兒陳經濟偷人淫人又偷雞摸狗，更不用說兩位大主角西門慶和潘金蓮。他們害人害己，性情之劣，罪無可逭。如果讀《金瓶梅》都會心軟，那麼讀《鬼兒》更會泫然。

舞鶴「言行不一」，因為小說從中開始，似乎在「肉」的強調裡　每見「靈」光閃現。《鬼兒與阿妖》沒有淪為一部「較高尚」的 《金瓶梅》，這是轉折關鍵。或許「從中間開始」還不夠精確，因為小說不到三分之一處，那位以「我」自稱的鬼兒就已經開始「道情」。他會使「惜愛」這種詞，會用「感受」這種心。「惜愛」與「感受」如同悶雷，米爾頓筆下火焰池畔的群魔因此思天，舞鶴用文字操控的眾「心魔」也因此而開始蛻變。「我」對另一隻喚作「湖阿」的鬼兒特有「感受」，進而「惜愛」，表示鬼兒與阿妖並非行屍走肉。他們一旦有「欲」，就不會自暴自棄。「欲」是「情」，前面說過。「情」的閃現使小說中「靈」性大增。

待《鬼兒與阿妖》走進後半部，「靈」幾乎變成情節推動唯一的力量，「肉」只是舞鶴自以為是的論述口實。「我」在雜交與濫交中成長，他發現「湖阿」和自己既明契也冥契，也就肉合心更合。

走到這一步，兩位雙性戀與雜交者似乎都「演進」成異性戀，相濡以沫了。這個水字旁的「沫」，因此再也不只是小說不避不諱的「淫水」，更是隱喻中的「惜愛」與「依賴」。

米爾頓筆下的亞當與夏娃同遭天譴，其後互嗔互怨。然而在《失樂園》結尾他們雙雙體會到捐棄前嫌的必要，如此才可能攜手共濟孤獨的人生。《鬼兒與阿妖》也有近似的發展態勢。小說結局裡，舞鶴自我顛覆：「我」與湖阿離開「心魔，」在居亭雲雨巫山後居然互疼互惜，發現生命中沒有彼此時睡得更為安穩的一刻。即使不使宗教情懷，我們讀到這一幕也會感動無比，因為這已是「靈肉合一」，因為這和七等生頹廢中的道德是非並無大異。

--誠品好讀2000年10月第4期

幽默翻譯?

我為花花公子失眠

‧聯合報／張系國 2007/03/30


很慚愧，竟然為花花公子海夫納的婚姻大事失眠！
要說花花公子的婚姻關我何事，事情是這樣的：八十歲的海夫納，將要和二十七歲的妙齡女郎結婚。八十歲依照中國人算歲數的算法就是八十一歲。所以八十一歲的海夫納和二十七歲的兔女郎結婚，勉強可以比美八十二歲的楊政寧和二十八歲的對象結婚，就是欠了點對稱。

這種八卦新聞，最好等待晚間的脫口秀主持人給個說法。脫口秀是我的最愛，一天工作完畢，這是休息解悶的好方法。從雷諾到萊特門到歐百恩到符格森的脫口秀節目，我是一個接一個看，看到累倒呼呼大睡。正如萊特門的名言：「生命的目的是什麼？你活著的目的是什麼？說不定你活著的目的就是為了看電視。」一點也不錯，至少晚上十一點以後我撐著不睡覺的目的，就是為了看電視。

脫口秀節目有好有壞，最重要的是節目主持人的獨白（monologue）和節目裡安排的短劇（skit）。強尼卡森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要找強尼卡森式的獨白和短劇當然不可得。但是江山代有才人出，雷諾、萊特門、歐百恩、符格森的脫口秀節目都各有勝場。雷諾的獨白一般說來不壞，間或也安排有趣的短劇。這裡要介紹的，就是八十歲的海夫納將要和二十七歲的妙齡女郎結婚的消息傳出後，雷諾的脫口秀節目裡的短劇。雷諾照例找到在洛杉磯的電視台特派員。電視台特派員當然是假的，他是雷諾的老搭檔。兩人一問一答，令人噴飯。

令人噴飯的問答總是包括許多「噴」話。「噴」（pun）就是雙關語，不知是不是喬志高首先將它譯作「噴」，我認為非常傳神，可惜現在很少人用了。脫口秀節目的「噴」話少不了開黃腔，尤其是碰上了老夫少妻這種好題目。黃腔沒有關係，只要文雅不開門見山就好。這裡介紹幾段問答，順便全民學英文。

雷諾：「你看他倆婚禮最艱鉅的部分是什麼？」

電視台特派員：「最堅舉的部分是什麼？反正不是新郎就對了。」

雷諾原來的問題是"What is the hardest part in the wedding"，所以電視台特派員回答說"It is not the groom."，趁機在hardest這個字上面作文章。從前賣壯陽藥的廣告總是說陽萎男人的通病是「舉而不堅，堅而不久」，所以翻譯時用「艱鉅」和「堅舉」作為「噴」。

雷諾：「新郎上了床最高興做的是什麼？」

電視台特派員：「最高興做的是什麼？當然是每兩個小時換個姿勢啦。」

每兩個小時換個姿勢，雖然可能是換個做愛的姿勢，但是更可能是老年人躺在床上無法動彈，必須依賴護士每兩個小時替他翻身換個姿勢。這段問答可以說十分缺德，但是最後一段更加有趣。

雷諾：「二十七歲的女子嫁給八十歲的老頭，她會不會覺得有點委屈？」

電視台特派員的回答必須用英文才傳神："Where there is will there is a way!"這話如果直譯就是「有志者事竟成」，因為will 就是意志的意思。但是will也可作遺囑解，那麼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只要有遺囑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

這段問答怎麼翻譯？實在傷腦筋！勉強翻譯如下。

雷諾：「二十七歲的女子嫁給八十歲的老頭，她會不會覺得有點委屈？」

電視台特派員：「不會啦，郎財女貌嘛！」

這是用「郎財女貌」和「郎才女貌」作為「噴」，但沒有原文傳神。原文一方面說「有志者事竟成」，另一方面說「只要有遺囑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把一位拜金女郎的面貌生動刻劃出來。譯成「郎財女貌」就少了這分神韻。我想來想去都沒有好句，因此失眠。聰明的讀者，您有好句嗎？

【2007/03/30 聯合報】

【2007/03/28 聯合報】德國漢學家：中國作家 被稱嫖客

德國漢學家：中國作家 被稱嫖客

【聯合報／特派記者汪莉絹／北京報導】 2007.03.28 03:37 am


以「中國當代文學都是垃圾」論述一夕爆紅的德國漢學家顧彬，前晚再度在北京「踢館」；他認為中國沒有當代詩歌，也沒有好的話劇，所謂中國當代詩歌，僅是外國文學的一部分。

最好小說家？ 金庸根本不算是

顧彬並批評大陸作家外語水平不佳，一心只想賺錢，無法與世界文學對話。有人經常問他：「金庸是不是中國二十世紀最好的小說家？」他直截接了當地回答：「胡說八道，他根本不是！」

顧彬的批評，對大陸文壇和學界再度投下震撼彈。

近日顧彬應邀到北京參加「世界漢學大會」，再度質疑當代中國文學的價值。前天晚上，一場「漢學視野下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圓桌會議上，顧彬不畏眾多大陸作家、學者的環伺，勇敢回應「中國當代文學都是垃圾」的話題。

解放後文學 五糧液變二鍋頭

顧彬形容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是「四九年以前是五糧液，四九年以後是二鍋頭」。四九年以前的文學，基本上屬於世界文學，四九年後的文學，除中國史外，外國人基本上都不談。

外文程度差 一本好話劇也沒

顧彬指出，中國當代沒有什麼詩歌，「所謂的中國當代詩歌，是外國文學的一部分」。他質疑，「八○年代是一個非常活躍的時代，中國有什麼話劇，一個好的話劇沒有，一個也沒有」。

顧彬感嘆表示，在外國，中國當代文學一點地位都沒有，他的工作壓力也特別大。

他說，日前有大陸學生問他：「你不覺得中國作家都是嫖客嗎？」顧彬感到十分難過，他說：「作家被形容成嫖客，這是多可怕呀！」

紅作家停筆 一心一意賺錢去

他對當代中國作家的寫作態度相當不以為然，他說，「作家是一份刻苦工作，須認真對待。在德國，當一個作家開始寫作，他會寫一輩子，但是在中國呢？好多中國作家像是蜉蝣，寫作是一種短暫的現象，很多很紅的作家不寫作，一心賺錢去」。

只推崇魯迅 當代沒人比得上

顧彬相當推崇魯迅，他認為，當代中國作家沒有人比得上魯迅。原因很簡單，當代作家寫作外語能力不佳，一心只想賺錢，缺乏思考，無法與世界文學和其他國家的作家對話。

台灣外語佳 作品不比大陸好

顧彬一席話，引發中外論戰。支持顧彬者認為當代中國作家缺乏思考，只有欲望，顧彬「恨鐵不成鋼」的批判，值得大陸文壇深思；反對者則批評顧彬過於主觀和武斷，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且以外語能力來評斷作家好壞很可笑。

激辯中，台灣作家遭到「池魚之殃」。一位人民大學教授為反駁顧彬作家須有一定外語能力之說，直稱：「外語水平佳，不一定是好作家，台灣作家外語水平比大陸作家好多了，但他們的作品也不比大陸作家好！」

有人籲深思 中國有大作家嗎

面對顧彬的批判，大陸著名翻譯家、劇作家葉廷芳感嘆指出，「現在情況是，一個嚴謹的民族、嚴肅的作家、嚴謹的學者，面對一個陷入了浮躁的民族、浮躁的作家群」。創作需要想像的自由，需要內在和外在環境的自由，「四九年以後，中國有這種心態的自由嗎？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有出過一個思想家、大作家嗎？」

葉廷芳認為，「一個民族沒有自己的思想是最可悲的，這證明你這個民族在世界上沒話語權」，大陸文壇應深省。

【2007/03/28 聯合報】
顧彬 德國知名漢學家作家兼詩人

【聯合報／記者汪莉絹】 2007.03.28 03:37 am


顧彬，德國波昂大學教授，六十二歲，主要從事漢學研究，是德國數一數二的漢學家，以中國古典文學、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思想史為主要研究領域。

他也是作家、翻譯家和詩人，不僅中文流利，還會拉丁語、希臘語、法語和日語。到目前為止，已出版用德文、英文、中文著作和翻譯的五十多種漢學題材書籍。

去年底，顧彬在「德國之聲」有關「中國當代文學都是垃圾」的訪談，令他在大陸「聲名大噪」，引發大陸文壇關於當代文學的辯論，支持和反擊顧彬者都有。

【2007/03/28 聯合報】

北京觀察》北京砸錢爭漢學龍頭 台灣呢

【聯合報／本報記者汪莉絹】 2007.03.28 03:37 am


近年來，伴隨大陸經濟快速增長，中文成為國際上學習人數增長最快的一種「外國語言」，學習漢語的「價值」不斷增強，全球漢語、漢學熱持續升溫。

為了「宣揚國威」，大陸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國家漢辦），二○○四年砸下十億台幣，計畫在世界各國廣設孔子學院，推動全球學習漢語和漢學的研究，使全球非中文母語的學中文人數在五年內達到一億人。這個被外國媒體稱為「雄心勃勃」的計畫，進展順利，目前已在五十二個國家設立一百四十多所孔子學院，積極推廣漢語、漢學。

提升國際「漢學」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也是大陸國家漢辦的重責大任。前天，由大陸國家漢辦和人民大學共同主辦的第一屆「世界漢學大會」在北京舉行，會議廣邀世界各國知名漢學家七十多位出席。這是一九四九年以來，大陸舉辦的規格最高，學術水準最齊的一次世界性漢學大會。主辦方表示，希望透過與國際漢學界的對話與交流，開拓大陸本土學界的視野，提升國際漢學研究的內涵。

雖然，以當前全球學習中文的外國人口約三千萬的數字看來，中文想在二十一世紀成為國際強勢語言，還需多多努力，國際漢學界和中國本土學界的激烈觀點碰撞依然持續。但從孔子學院到漢學大會，普及漢語、推展漢學，其背後展現的是大國崛起後，中共擬擴大對全球社會語言文化影響力的企圖心。

對照大陸對外普及漢語、漢學的積極性，曾是外國人學習漢學、漢語第一選擇的台灣，卻在兩岸政治紛爭和迷思中，逐漸喪失作為漢文化一支的主體性，面對漢文化議題時，經常顯得被動。在政治權力運作下，把「去中國化」放在「本土化」的對立面，積極推動「去中國化」的同時，使台灣社會連帶地喪失對自身根本文化來源的深層認識和思考，文化認同或認知產生紊亂。

面對中共的崛起，兩岸間的政治、經濟較量已逐漸向大陸傾斜。台灣作為中華文化傳統和精神保存最好的地區，應運用文化優勢，找尋在兩岸關係之間的利基，而非臣服於政治目的「本土化」作為下，喪失手中握有的有利籌碼。

【2007/03/28 聯合報】

自由時報 拉美文壇／交惡30年 馬奎斯、尤薩和解破冰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mar/23/today-int4.htm
2007年3月23日 星期五
編譯俞智敏／特譯

拉丁美洲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兩位作家，哥倫比亞的馬奎斯與秘魯的尤薩，年輕時為至交好友，但一九七六年二月在墨西哥市舉行的一場電影首映會上，尤薩卻突如其來地對馬奎斯揮出一記右鉤拳，馬奎斯當場血流滿面、左眼還留下了黑眼圈，這兩位曾經情同手足的文學大師，從此不相往來。

30年無頭公案

三十多年來，兩位當事人絕口不提此事，外界因此對於兩人決裂的謎樣原因更加好奇。有人猜測兩人交惡是出於妒嫉對方才氣，或者馬奎斯與尤薩夫婦間有三角戀情，或者馬奎斯與尤薩因政治立場逐漸相左而發生衝突。

馬奎斯與尤薩都曾對一九五九年的古巴革命著迷，但馬奎斯一路走來與古巴領袖卡斯楚的交情始終深厚，尤薩卻日漸右傾，一九九○年競選秘魯總統時還曾提出企業私有化及財政緊縮等右派政策。

馬奎斯與尤薩文壇之路十分類似，兩人都是記者出身，第一本小說也都是一九五○年代在巴黎完成。在兩人分道揚鑣前，馬奎斯與尤薩情同兄弟，尤薩還請馬奎斯當次子蓋布利爾的教父。不過，馬奎斯於一九八二年贏得諾貝爾文學獎，尤薩卻被許多文評家視為諾貝爾文學獎永遠的陪榜者。

今年三月六日馬奎斯歡度八十歲生日，文壇舉行一連串向大師致敬活動，一九七六年在馬奎斯挨揍後，替他拍照的墨西哥攝影師摩亞，終於在墨西哥「每日報」公布這張歷史照片。摩亞透露，他當時聽馬奎斯說起，尤薩是因馬奎斯夫婦曾向派翠西亞提出不少婚姻忠告，才會動手打人。

曾寫過馬奎斯西班牙語傳記的作家薩迪瓦說，摩亞的說法可信度很高，因為文壇多年來盛傳馬奎斯曾鼓勵派翠西亞與外遇不斷的尤薩離婚。馬奎斯英語傳記作家馬丁也認為，尤薩出手的原因可能包括嫉妒、意識形態差異或競爭在文學界的地位，當然性愛關係也可能是原因，而把性、政治、名氣與聲望等因素湊在一起，會出現爆炸性發展，不令人意外。

不論交惡原因為何，這兩位頑固出了名的作家到了耄耋之年，卻似乎出現可能和解的跡象。在堅拒多年後，尤薩最近同意把他在兩人決裂前所寫、稱讚馬奎斯名作「百年孤寂」的一篇文章部份章節，收進「百年孤寂」問世四十週年的特別紀念版。（取材自美聯社）

樂黛雲：我如何走上比較文學之路 中華讀書報

樂黛雲：我如何走上比較文學之路

中國網 | 時間： 2002-07-17 | 文章來源： 中華讀書報

我追隨前輩，走上比較文學之路，是偶然，也是必然。70年代中期，北京大學招收了一些留學生，我被分配去教一個留學生班的現代文學。我的這個班20余人，主要是歐美學生，也有從澳大利亞和日本來的。為了給外國學生講課，我不能不突破當時教中國現代文學的一些模式，我開始講一點徐志摩、艾青、李金髮等“資產階級”作家。為了讓我的學生較深地理解他們的作品，我不得不進一步去研究西方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以及它們在中國傳播的情形。這一在學術界多年未曾被研究的問題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我開始系統研究20世紀以來，西方文學在中國是如何被借鑒和吸收，又是如何被誤解和發生變形的。
從對早期魯迅和早期茅盾的研究中，我驚奇地發現他們不約而同都受了德國思想家尼采很深的影響。再進一步研究，發現這位30年來被視為煽動戰爭，蔑視平民，鼓吹超人的極端個人主義者尼采的學說竟是20世紀初中國許多啟蒙思想家推動社會改革，轉變舊思想，提倡新觀念的思想之源。無論是王國維、魯迅、茅盾、郭沫若、田漢、陳獨秀、傅斯年等都曾在思想上受到尼采深刻的影響。事實上，尼采學說正是作為一種“最新思潮”為中國知識分子所注目。尼采對西方現代文明的虛偽、罪惡的揭露和批判，對於已經看到並力圖避免這些弱點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來說，正是極好的借鑒。他那否定一切舊價值標準，粉碎一切偶像的破壞者的形象（這種形象在中國傳統社會從來未曾有過），他的超越平庸，超越舊我，成為健康強壯的超人的理想都深深鼓舞著正渴望推翻舊社會，創造新社會的中國知識分子，引起了他們的同感和共鳴。無論從魯迅塑造的狂人所高喊的“從來如此——便對麼？”的抗議，還是郭沫若許多以焚燬舊我，創造新我為主題的詩篇，都可以聽到尼采聲音的迴響。但是尼采學說本身充滿了複雜混亂的矛盾，他的著作如他自己所說，只是一個山峰和另一個山峰，通向山峰的路卻沒有。各種隱晦深奧的比喻和象徵都可以被隨心所欲地引證和曲解。因此，尼采的學說在不同時期也就被不同的人們進行著不同的解讀和利用。

1981年，我根據上述理解，寫了一篇《尼采與中國現代文學》發表于北京大學學報，引起了相當強烈的反響。客觀他說，這篇文章，不僅引起了很多人研究尼采的興趣，而且也開拓了西方文學與中國文學關係研究的新的空間。1986年，北京大學第一次學術評獎，這篇文章還得了一個優秀論文獎。事隔五六年，還有人記起這篇文章，我很覺高興。後來，它又被選進好幾種論文集，並被譯成英文，發表在澳大利亞的《東亞研究》上，與研究尼采同時，我編譯了一本《國外魯迅研究論集》（北京大學版社，1981）。由於和留學生接觸，我看到了許多國外研究魯迅的論文，我的英語也有所長進。30年的封閉和禁錮，我們幾乎和國外學術界完全隔絕，我在這些論文中真像發現了一個新天地。我感到這些論文在某些方面頗具特色。例如談到魯迅的思想變化時，把魯迅和一些表面看來似乎並無關聯的西方知識分子如布萊希特、薩特等人進行了比較，指出他們都甘願犧牲舒適的環境去換取不確定的未來；他們都不相信未來的“黃金世界”會完美無缺；也不想從他們正在從事的事業索取報償；他們理性的抉擇都曾被後來的批評家們誤認為一時衝動或由於“絕望”，甚至是受了“現代符咒——革命”的“蠱惑”！這樣的比較說明瞭魯迅的道路並非孤立現象，而是20世紀前半葉某些知識分子的共同特色。這部包括美、日、蘇、加拿大、荷蘭、捷克、澳大利亞7個國家，20篇文章，並附有《近二十年國外魯迅研究論著要目》（270篇）的《國外魯迅研究論集》對國內魯迅研究，也許起了一些開闊視野，促進發展的作用；對我自己來說，則是使我初步預見到對並無直接關係的不同文化之間的文學作品進行“平行研究”的巨大可能性。我于1987年寫成的一篇論文《關於現實主義的兩場論戰——盧卡契對布萊希特與胡風對周揚》就是沿著這樣的思路來寫的。這篇文章1988年發表于《文藝報》，同年10月為《新華文摘》所轉載。在1988年國際比較文學第12屆年會（慕尼黑）上，我提交了這篇論文，後來被選入了大會論文集。

1980年以來，北京大學的季羨林、李賦寧、楊周翰、楊業治、金克木等教授都對比較文學表示了程度不同的興趣，加上當時楊周翰先生的博士生張隆溪和我，還有一些別的人，我們一起于1981年1月成立了中國第一個比較文學學會——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會，由季羨林教授任會長，錢鐘書先生任顧問；我則充當了馬前卒，號稱秘書長。學會生氣勃勃，首先整理編撰了王國維以來，有關比較文學的資料書目，同時策劃編寫《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叢書》，並出版了《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會通訊》。

這年夏天由於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得到了美國哈佛一燕京學社的資助，去哈佛大學進修一年。我對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嚮往已久，這不僅是因為它的創辦者之一白璧德教授（Irving Babitt）對於東西方文化的匯合曾經是那樣一往情深，也不只是因為20年代初期由哈佛歸來的“哈佛三傑”陳寅恪、湯用彤、吳宓所倡導的“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為東西文化的匯合開闢了一個嶄新的學術空間，還因為1981年正在擔任哈佛東西比較文學系系主任的紀延教授（ClaudioGumen）多次提到：“我認為只有當世界把中國和歐美這兩種偉大的文學結合起來理解和思考的時候，我們才能充分面對文學的重大的理論性問題。”他的這一思想深深地吸引了我。遺憾的是在哈佛的一年，由於我的英語不夠好，我始終未能和紀延教授深入討論我想和他討論的問題，但我卻大量閱讀了比較文學的基礎理論和有關資料，進一步提高了我的英語水準。

1982年和1983年，我有幸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邀請為客座研究員，在那裏，我結識了白之教授（Cyril Birch）和斯但福大學的劉若愚教授（James Liu）。著名的跨比較文學系和東亞係的白之教授是我的學術顧問，他對老舍和徐志摩的研究，特別是對他們與外國文學的關係的研究都給了我很大的啟發。我很喜歡參加白之教授的中國現代文學討論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討論趙樹理的小說《小二黑結婚》。同學們各抒己見，談談各自對書中人物的看法。一位美國學生說，她最喜歡的是三仙姑，最恨的是那個村幹部。這使我很吃驚，過去公認的看法都認為三仙姑是一個四十多歲，守寡多年，還要塗脂抹粉，招惹男人的壞女人；村幹部則是主持正義，訓斥了三仙姑。但這位美國同學也有她的道理：她認為三仙姑是一個無辜受害者。她也是人，而且熱愛生活，她有權利追求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但卻受到社會的歧視和欺壓；村幹部則是多管閒事，連別人臉上的粉擦厚一點也要過問，正是中國傳統的“父母官”的模式。我深感這種看法的不同正說明瞭文化和社會價值觀念的不同。這種不同不僅無害，而且提供了理解和欣賞作品的多種角度。正是這種不同的解讀才使作品的生命得以擴展和延續。這個討論班給我提供了很多這類例子，使我在後來的比較文學教學中論及接受美學的原理時有了更豐富的內容。

在伯克利的兩年裏，我精讀了執教于斯坦福大學的劉若愚教授所寫的《中國詩學》和《中國文學理論》以及他關於李商隱詩的一些相當精闢的論述，並和他進行過多次討論。他對中西詩學都有相當深的造詣，他的思考給了我多方面的啟發。首先是他試圖用西方當代的文學理論來闡釋中國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文論，在這一過程中確實不乏真知灼見，而且開闢了許多新的研究空間，但是，將很不相同的、長期獨立發展的中國文論強塞在形上理論、決定理論、表現理論、技巧理論、審美理論、實用理論等框架中，總不能不讓人感到削足適履，而且削去的正是中國最具特色、最能在世界上獨樹一幟的東西。其次，我感到他極力要將中國文論置於世界文論的語境中來進行考察，試圖圍繞某一問題來進行中西文論的對話，得出單從某方面研究難於得出的新的結論。事實上，這兩方面正是我後來研究比較文學的兩個重要路向。

1984年夏天我回國，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已經有了新的進展：1981年，遼寧省率先成立了全國第一個地方性比較文學研究會，並在三年內，接連開了三次學術討論會；1983年6月，在天津召開的外國文學學會年會上，舉辦了一次全國性的比較文學討論會；緊接著，第一次中美雙邊比較文學研討會在北京召開（1983年8月），大會由錢鐘書先生致開幕詞，劉若愚、厄爾·邁納（Earl Miner）、西裏爾·白之（Cyril Birch）和王佐良、楊周翰、許國璋、周王玉良、楊憲益等世界著名教授都參加了大會。看來，成立全國比較文學學會的時機已經成熟，1985年10月，由35所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共同發起的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在深圳大學正式成立，大會選舉季羨林教授擔任名譽會長，楊周翰教授擔任會長。從此，中國比較文學走上了向“顯學”發展的坦途。（摘自《跨文化之橋》，樂黛雲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3月）

中華讀書報2002/7/17

浪漫的生活 賴香吟

中國時報
■三少四壯集

浪漫的生活

賴香吟 　(20070324)




時間是一九二八年，劉吶鷗二度到了上海，這一回，他像是下了什麼決心似地，在日租界租了棟三層小洋樓，趁著家眷還未來滬的空檔，找來前兩年在大學法語課程認識的好友戴望舒一起住下，隨後，施蜇存和穆時英等人也跟著一起來了。

在施蜇存後來的回憶裡，這棟小洋樓是他們的文學工場，劉吶鷗從日本帶來了不少文化新貨，尤其是當時日本正發展到高峰的新感覺派，橫光利一，強調反傳統，以視覺、聽覺來重新摸索、表現事物的潮流，多麼適合年輕的他們，躍躍欲試，不僅有青春靈敏可以揮霍，且還有錢，世家子劉吶鷗大方出資開書店，搞出版，他做老闆兼會計，施和戴則做編輯兼發行。


他們每天上午在屋裡看書、譯書，小洋樓的家務就交給女傭，午睡後去游泳，再到日本人開的店裡飲冰水，晚飯過後去看電影，然後上舞場去玩到半夜。施蜇存說：「這就是我們當時一天的生活，是我一生最浪漫的生活。」
這是他們友誼最親密的時候，過得最愜意的時光，也是這間文學工場最為興旺的時期，他們各自青春無敵的作品在這段期間寫下，戴望舒的成名詩〈雨巷〉，以及劉吶鷗自己的《都市風景線》都是這段期間的產物。

那真是一段快樂理想的生活，各地都對文化醉心、樂觀的時代，劉吶鷗在此時認識了一大批活躍於上海的中國文人，小洋樓裡的同伴還沒有太激烈關於左與右的爭論，丁玲與沈從文也還沒有鬧翻（此時丁玲、胡也頻、沈從文也跟他們一樣，在不遠處的法租界興致勃勃搞著文藝雜誌《紅黑》呢），胡也頻甚至有一本書是交由劉吶鷗出版的。

然而，就在他們最火熱浪漫的這一年，他們文學上模仿、追隨的偶像，橫光利一，也來到了上海，一個多月的居住經驗讓他後來寫了長篇小說《上海》，然而，這個新感覺派宗師筆下的上海，卻不同於劉吶鷗和他的朋友們所目眩神迷的妖媚上海，而是一個充滿政治困擾，使他摸不著頭緒，而終究只能記憶住其污穢、昏暗的城市。

文學思潮流變，昇起滅去，一波一波被更大的後浪吞噬。這是橫光利一自己的轉變及侷限，但又何嘗不是一個饒富意味的預言。後來的時代變得很快，小洋樓裡的人，不過四、五個人的陣營，亦各有各的路要奔赴。劉吶鷗興趣轉向電影，施蜇存結了婚，戴望舒去了法國。時代的風漸漸赤熱起來，劉吶鷗無視於風險，接替了穆時英在汪精衛政權下的新聞社社長職位，之後，很快地，也同穆時英一樣被暗殺。

好像一場華麗的化裝舞會，忽地作鳥獸散了。後來的歷史劇變化或許超過他們的預料，劉吶鷗的台灣與日本比例使他的角色變得曖昧，日後文友若有機會回憶那段浪漫的生活，皆會提到住在劉吶鷗小洋樓的事，以及劉在這時期的金主角色，不過，好像也僅此而已。

台灣人劉吶鷗曇花一現，連一般文學人物的離奇死亡、美人的香消玉殞，所經常要引起的揣測與傳說，都很快止息了。家族裡沒有人清楚劉吶鷗倒底在上海出了什麼事，小洋樓人去樓空，家眷又遷回柳營大宅，那個風姿闊綽的人影成為一個禁忌，不再提起。

真水無香——記翻譯家楊憲益先生 周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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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網>>傳媒>>傳媒專題>>傳媒期刊秀：《對外大傳播》>>2004年 2004年11月26日14:26



真水無香——記翻譯家楊憲益先生
周謹
20世紀70年代后期，楊憲益和戴乃迭夫婦開始了翻譯《紅樓夢》的巨大工程。此書於1978～1980年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譯文書名為“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在“2004 中國譯協第五屆全國理事會暨首屆中國翻譯成就展”即將在北京召開之際，我們拜訪了剛剛做完手術的楊憲益先生。

當得知要採訪楊憲益先生的時候，筆者便四處請教有沒有人讀過英譯本《紅樓夢》。結果，新華社對外部一位資深的英文記者這樣說：“我看過兩遍，太美了，我真想見見先生，即使見不到先生，我也想在先生的家附近轉上兩圈也好啊。”

這樣的話聽多了，等再稱呼“先生”的時候，便越發從心底裡生出敬佩之情。

提到楊憲益先生，就不能不說起他的夫人戴乃迭。在翻譯界，做中文外譯工作的人很少，像先生這樣的夫妻合作，更是絕無僅有。他們不僅翻譯了《紅樓夢》，還將《離騷》、《儒林外史》、《宋元話本選》、《唐宋詩歌散文選》、《魏晉南北朝小說選》、《魯迅選集》等上百萬字的中國文學作品譯成了英文。作為主要譯者和執行主編，楊憲益、戴乃迭共同支撐英文版《中國文學》雜志近五十年，自1951年創刊以來，這份刊物一度是中國文學作品走向世界的惟一窗口。

遺憾的是，五年前，夫人戴乃迭因病去世，隻留下先生獨自一人呆在什剎海邊上一座寧靜的小院中。

與英國才女珠聯璧合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結發糟糠貧賤慣，陷身囹圄死生輕。

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歸我負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從來銀漢隔雙星。

這是楊憲益先生在愛妻戴乃迭去世之后寫下的一首緬懷詩曾在本刊編發過。在先生與愛妻戴乃迭相濡以沫將近六十年的歲月裡，熟悉他們的人說，這樣恩愛不渝的夫妻是很少見的。六十年來，楊憲益和戴乃迭的名字從來沒有分開過，即使今天接受我們拜訪的隻有楊憲益一個人。

夫人戴乃迭的素描畫像就端挂在客廳的牆壁上，楊夫人戴乃迭原名格拉蒂絲·瑪格麗特·泰勒（Gladys Margaret Tayler），她的父親是一位英國傳教士。出生在北京的戴乃迭，自幼就對中國、對北京有著濃厚的興趣和相應的情感。1936年，楊憲益進入英國牛津大學學習，並通過一位朋友認識了戴乃迭。不久，戴乃迭發現，先生是個非常有趣的同伴，而且精通中國古典文學。

大概正是楊憲益身上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味道，讓戴乃迭愛上了他。后來，戴乃迭干脆改學中文，成為牛津大學攻讀中文學位的第一人。正是生活、情致和事業上的志趣相投，使他們成了彼此的知己，也為日后共同的翻譯工作鋪就了坦途……

1940年，楊憲益畢業回國，與六年前他獨自漂洋過海相比，這次他帶回了21歲的戴乃迭，很難想象這樣一位年輕漂亮的英國姑娘，怎麼會跟隨楊憲益來到當時正處於戰亂之中的中國。但從兩人走到一起的那天起，他們兩人便作為一個整體面對人世間的一切。

回國后，楊憲益夫婦不斷地在中國西南的各個城市之間奔波，生活非常辛苦。直到1943年，友人推薦他們去了梁實秋領導的國立編譯館。當時的國立編譯館隻有人從事將西方經典翻譯成中文的工作，還沒有人進行中文外譯。事實上自19世紀末以來，與外文中譯的繁盛景觀形成鮮明對比，中文外譯一直就顯得勢單力薄。所以，直到20世紀四十年代，西方人對中國文史經典還幾乎一無所知。梁實秋希望楊憲益夫婦能去領導一個部門，專門從事將中國經典翻譯成英文的工作。

當時楊憲益選擇了翻譯《資治通鑒》，因為覺得“有人還沒看到過”。雖然由於戰爭原因，最終《資治通鑒》的英文譯稿不幸丟失，沒有出版，但這是中國學者主動向西方介紹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楊戴兩人的中文外譯事業也從此開始起步。

很快，楊憲益發現：在翻譯上,他和戴乃迭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常常是楊憲益手捧中國的古典名著流暢口譯，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機飛翔一般流動。

在楊憲益看來，有了戴乃迭的幫助，似乎沒有什麼是不可以翻譯的。就連中國的《楚辭》也不例外。簡單來講，翻譯就是把某一種文字，翻譯到第二種文字。“就是這麼一回事”。先生說，“要是原本你懂了，你翻譯成外文都沒錯。”

1951年楊憲益夫婦接到中國外文出版社的邀請來到北京，當時外文出版社（現中國外文局前身）剛剛創立英文版《中國文學》雜志，這標志著向西方社會系統介紹中國文學作品的開始。在這一時期，楊憲益夫婦以驚人的速度翻譯了大量中文作品。

三卷本的《紅樓夢》英譯本便是此間的作品，這是至今為止惟一一部中國人翻譯的全譯本，另外僅有的一個全譯本是英國漢學家霍克斯翻譯的《石頭記》。《紅樓夢》兩個英文全譯本的出版，不僅是中國和英語國家文化交流的大事，也是文學翻譯的大事，它促進了中國古典小說的翻譯進程。在此后不到十年的時間裡，相繼又出版了由沙博裡翻譯的《水滸傳》（Outlaws of the Marsh,1988）等其他三部中國古典文學的英文全譯本。

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半世紀的情緣與生活，可以說歷盡了艱辛——他們在“文革”中共同蹲過監獄，長子精神失常后在英國自焚……直到他們從外文局離休之后情況才有所好轉，兩位老人攜手一起上街買菜、挂號看病。可惜，進入暮年的戴乃迭身體欠佳，她不大講話也不大出門，楊憲益便寸步不離的陪伴她，陪伴她走完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可以說，楊憲益、戴乃迭以他們事業上和生活上的完美結合創造了一個中西文化親密無間水乳交融的獨特范例。幾十年來，他們珠聯璧合的合作使他們雙雙獲得了“譯界泰斗”的美譽，他們不僅創造了翻譯史上的奇跡，更用一生成就了一個傳奇。

戴乃迭走后，楊憲益的生命仿佛也隨之凝固。他停止了翻譯工作，隻有他們留下來的上百萬字的翻譯作品將永遠留在人們心中。

翻譯名家的凡人生活

先生的學問不挂在臉上，也不挂在嘴上。換句話說，他從來不“嚇唬老百姓”，不以其所有驕人之所無。他的學問融入了他全部的教養，平時待人，從不見疾言厲色。酒邊對客，《世說新語》式的機智和英國式的幽默，都化為尋常口頭語，不緊不慢地說出。

“其實這些年來，我也沒做什麼太多的事，也就是翻譯點德文，翻譯點法文，翻譯點希臘文，翻譯點意大利文，要不就翻點英文什麼的﹔數量也不太多，也就是把《紅樓夢》、《老殘游記》和《儒林外史》給譯成了洋文，介紹到歐美去了。別的事情嘛，我也沒做更多的什麼……”楊先生端坐在沙發上，字正腔圓地說著。

先生品酒不就菜，干喝。這使得一提起楊憲益先生，人們自然立即會聯想到外文與喝酒，因為這正是構成楊憲益形象密不可分的兩個特征﹔楊老在外文翻譯和外國文化研究領域的成就，同被譽為“酒仙”的美名一樣，都被人熟知。在筆者採訪的過程中，先生的妹妹楊敏如嗔怪哥哥，“你不要做酒仙。”先生馬上接了一句“酒鬼”。在座的人都樂了。

2003年下半年，楊憲益患了一次腦血栓，他的右手握不了東西，行走也不那麼方便了。從此，在醫生勸告下，他戒了酒。這個終生“情有別鐘煙與酒”的人，告別了喝了一輩子的烈性白酒。如今，隻有心愛的香煙陪伴這個九十歲的老人了。

楊先生現在年歲大了，不怎麼出門。我們看望楊先生的時候，他還一邊抽著煙，一邊詢問老朋友們的近況。啟功、黃永玉、黃苗子一個個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響亮的名字從他嘴裡緩緩吐出。就這樣，在一個有著明媚陽光的秋日午后，在先生中西合璧的家中，筆者讀出了先生身上濃郁的人情味兒。現在，聊天和憶舊已經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採訪的過程中，他始終坐在沙發上。聊天、抽煙，間或沉默的看著某個地方。這個時候常常讓人不忍心打斷他沉浸在往事中的思緒。

先生端庄樣子，一看就是那種大家氣派的學者。楊憲益出生在一個銀行家的家庭裡。在英國牛津大學讀書時，當時與他同學的中國留學生中間，就有當時已經是名響文壇的大師錢鐘書，和愛寫閑適小品文章的梁實秋。早在那時起，楊憲益就熱衷把中國的古典文學譯成英文，陸續把《楚辭》、《聊齋志異》、《老殘游記》及部分《資治通鑒》等介紹到了國外，成為使中國古典文學最早走向世界的先驅。

六十年代初，楊憲益夫婦開始翻譯《紅樓夢》，其間曾一度中斷，最后於1974年完成。《紅樓夢》是一部權威性著作，因此楊憲益夫婦傾向於採用較為保守的直譯法，盡量避免對原文做出改動。楊憲益強調“翻譯時不能做過多的解釋。譯者應盡量重視原文”，否則，“就不是翻譯，而是改寫了。”正是通過楊戴的翻譯，西方人真正讀懂了曹雪芹筆下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故事。

與楊憲益先生聊他的翻譯專業是一種極大的享受，他能把許多枯燥的工作調侃得妙趣橫生。

“翻譯沒有什麼難的，毛澤東覺得中國的《楚辭》是跟外國的東西都不一樣，這不能翻譯的。就問我‘你翻譯過《楚辭》，《楚辭》能翻譯嗎’？我就說主席，什麼東西都可以翻譯。楚辭也不了例外。”

對於如何正確處理翻譯中存在的原著風格和譯者風格的問題。筆者提出霍克斯的翻譯自由度似乎更大一些，霍譯本中普遍的以“紅”易“綠”就是這樣的例子。（筆者注：“紅色”當時在西方人觀念中常常與“鮮血”、“暴力”等此聯系在一起，為了避免這一誤解，霍克斯將原文中很多“紅”都改成了英文中與“紅”涵義相近的“綠”。）“我重視原文，比較強調‘信’。古人說了三個字：信、達、雅。當然，光‘信’不‘達’也是不可能，那是不要人懂。所謂‘信’，就是不能（和原文）走得太遠。如外國人覺得rose（玫瑰）很了不起，（能夠代表愛情等美好的事物）而中國人覺得牡丹是最好的，把玫瑰翻譯成牡丹，這就隻做到了‘達’，忽略了信”。

是真名士亦風流

楊憲益集翻譯家、文化史學者和中國古典詩人為一身，和夫人戴乃迭的翻譯合作模式更成了千古之“絕唱”。借用黃苗子先生的詩來形容先生，“卅載辛勤真譯匠，半生漂泊假洋人”。區區十四個字，把他老先生栩栩如生地勾畫了出來。

但讓我記憶深刻的還是採訪中的兩個細節。一次是當我們問候先生的健康時，提到剛剛做完的膽結石切除手術，楊敏如提到一位朋友將紅色的膽結石裝在架子上，當作裝飾品擺放在自己家的客廳裡。先生說“這有什麼奇怪的”，隻可惜先生的膽結石是“灰灰的小石頭，一二十個，不好看”，隻得作罷。另一次是聊了整整一下午，我們怕先生太累，便起身告辭。臨走時，先生讓妹妹挑書櫥裡喜歡看的書拿走，這讓筆者十分的意外，印象裡文人對書的愛好超越了一切，而先生似乎對這些身外之物看得極淡。

聽人說，先生將收藏的諸多明清字畫，全都無償捐獻給故宮等處，書架上已找不齊一套半套夫婦倆人幾十年間翻譯出版的著作。先生的作風，讓筆者想起來“竹林七賢”般的名士。名利於他們，真正是塵土一般。

總之，重情、洒脫、辛辣、幽默、風趣，這些大概都可算是楊老性格中的特質。

（感謝《青山在》的“老兵”陳有升和《中國翻譯》宋洪瑋為本文提供資料和建議）

（供稿：《對外大傳播》雜志）




（責任編輯：劉海梅

60載婚姻嘗盡痛苦《 楊憲益與戴乃迭 》無怨無悔 《香港經濟日報》C20 影視樂版

http://www.voy.com/165839/2/60.html
Date Posted: Thu, Dec 11 2003, 17:01:22
Author: Louie
Subject: 60載婚姻嘗盡痛苦《 楊憲益與戴乃迭 》無怨無悔

60載婚姻嘗盡痛苦《 楊憲益與戴乃迭 》無怨無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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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時代下的愛情故事往往淒楚動人，中國著名繙譯家楊憲益與戴乃迭夫婦的經歷，可說比許多電影故事來得更富戲劇性。這對異國鴛鴦曾合力把《 紅樓夢 》、《 魯迅選集 》等作品譯成英文，著力把中國文化介紹到西方。兩人由 30 年代在英國邂逅相戀開始，一起走的路就一點都不容易：婚事遭雙方家長強烈反對，及後在中國經歷了抗戰、文革的苦難及喪子的悲痛。晚年的戴乃迭患上老人癡呆，太太死後，楊憲益就終日以酒為伴，在錄影帶中尋找愛侶的音容笑貌。

香港電台第 2 輯的《 放眼天下 》，選來中國中央電視台 (CCTV) 作品，向觀眾道出這對繙譯名家相濡以沫 60 載的故事。

楊憲益與戴乃迭 (Gladys Taylor) ，兩夫婦婚後 60 年間，曾合力把超過100 部中國古典及當代文學名著，如《 紅樓夢 》、《 儒林外史 》、《 史記 》、《 魯迅選集 》等作品譯成英文，可說是把中國文化介紹予西方的重要橋樑。

一臉戇直的楊憲益是天津銀行家的少爺，聰明而頑皮；美麗的戴乃迭是英國傳教士女兒，在中國北京出生，7 歲回到英國，從小就對中國留下美好印象。楊是當年首個到牛津大學修讀古拉丁文及希臘文的中國學生，而戴則是牛津大學第一個修讀漢學的英國學生。30 年代末，兩人在牛津大學認識，楊當年跟朋友創辦了一份針對華僑的抗日報紙，戴被楊的愛國熱情及文人氣質吸引，加入他在大學辦的中國學社擔任秘書。兩人相愛並訂婚，但這段異國情緣卻遭到雙方家長強烈反對。

文革兒子自殺

據楊憲益的妹妹楊敏如所說，當年女方的媽媽大力反對婚事，還詛咒兩人的下一代會自殺。可是戴乃迭還是決定嫁給楊憲益。1940 年他們回到正處於抗戰時期的重慶結婚。二人在中國中央大學教英文，因熱愛中國古典文學而醉心翻譯工作，1953 年一起加入了外文局任繙譯，把大批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譯成英文，楊憲益更被聘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員，以及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希臘羅馬文學編寫組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有 14 萬字的條目，亦是由他審定。

不過文革令夫婦二人的命運也發生了巨變。楊記得 1968 年 4 月一個晚上，當時戴已休息了，他本人則喝醉了酒，突然有兩個不速之客闖進家把他們抓走，結果身在同一監獄卻不知道對方的存在，而戴乃迭因為是外國人身份而要單獨囚禁。兩人入獄長達 4 年，但文革的苦，怎也不及兒子楊燁的死所帶來的打擊，楊燁是混血兒，在文革期間不容於社會，終於患上精神分裂自殺死亡，被戴母不幸言中。身體每況愈下的戴乃迭因而日漸衰老，及至 70 年代末兩人才重拾工作，完成繙譯《 紅樓夢 》的浩大工程，推出世上第一部完整的英譯本。與此同時，他們更開始向西方介紹中國當代文學。

看錄映帶憶老伴

後來戴乃迭患上老人癡呆，到了 1999 年 11 月 19 日，她 80 歲生日不久便與世長辭。失去老伴的楊憲益以酒為友，並經常觀看 20 年前電視台訪問他們的錄影帶，追憶從前。猶幸兩夫婦有很多朋友，戴離世後他們都經常探望楊憲益，免得他太過孤寂。

負責選片的港台電視部紀錄片組監製伍婉嫻說，此人物傳記屬於 2002 年製作，吸引她的，是大家或許看過二人繙譯的作品，但卻未必知道背後有著一個如此動人的故事。紀錄片基本上從主人翁的訪問、其女兒、孫女及友人黃苗子夫婦的回憶，重組楊戴兩夫婦的故事。其中戴乃迭在舊訪問中表現出無怨無悔，還認定她有兩個祖國 —— 英國及中國，著實教人動容。

繙譯雙劍合璧

一個中國人一個英國人，兩人都精通英語漢語，繙譯時異常合拍。戴乃迭說有時楊繙譯了第一稿，她便做英文編輯；她繙譯時，他便會做校對，她為怕自己留在中國久了，以至掌握的英語過時，偶爾也會請英國朋友閱讀原稿。 他們女兒說，爸爸做繙譯很快，有時他直接口述，媽媽便打字，在打字的過程中已把他的英文潤飾了。


原載2003-12-08《香港經濟日報》C20 影視樂版

敬悼翻譯大師戴乃迭 巫宁坤文集

http://www.boxun.com/hero/wunk/39_1.shtml

去年十月回北京，曾專程前往友誼賓館探望楊憲益和戴乃迭夫婦。久別重逢，自然感到格外溫馨。可是看到乃迭病體支離，想到她多年來的慘痛遭遇，連一句安慰的話也說不出口。萬里之外聽到她於十一月十八日凌晨在北京去世的惡耗，雖不完全意外，仍不禁悲從中來。
早在一九五二年夏，我就有幸和他們夫婦相識。當時我在北京西郊的燕京大學任教，奉派參加「亞洲太平洋地區和平會議」的英文翻譯工作。到北京飯店報到後，第一頓午飯是在附近的歐美同學會吃的，鄰座是一位風度翩翩的中年西洋女士，我自然地用英語和她攀談。不料她卻講起漢語來，字正腔圓，將了我一軍。我去國多年，回歸還不到一年，漢語講得還遠不如她，真感到汗顏。我對國內英語界的情況更不甚了了，有眼不識泰山，原來她就是楊憲益的英籍夫人戴乃迭，英語界泰斗級的大師。
後來才知道，抗日期間，楊憲益在天津高中畢業後游學英倫，在牛津大學和戴乃迭同窗。她的父親是一位漢學家。她出生在北京，五、六歲時才隨雙親離開中國去英國，對中國懷有深厚的感情。數年相交，她和憲益成為志同道合的情侶。牛津學成，新婚燕爾，她就隨同憲益兼程來到烽火連天的異國，和她鍾情已久的中國人民並肩戰斗。面對這位溫文爾雅的外國友人，她當年遠離自己的祖國和親人，把自己的青春和前途獻給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事業，十多年來，不管生活如何艱苦，始終不渝，怎不令我這名姍姍來遲的游子肅然起敬！

後來他們夫婦留在外文局工作，戴乃迭除了英譯大部頭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還主持英文版《中國文學》月刊的編輯工作，向國外介紹現、當代中國文學，不但在首都聲望日隆，而且蜚聲國際了。而我從五十年代中期就入了「右派」另冊，流徙邊陲，和他們失去了聯係。
八十年代初期，我重返北京工作，才有幸和他們重逢。這時，我從友人處聽到他們全家在文革期間的浩劫，真是觸目驚心。兩位舉世聞名的翻譯家，不僅成了無產階級專政鐵掃帚橫掃的對象，而且戴上英國特務的高帽子，雙雙鋃鐺入獄，在半步橋監獄一蹲就是四年。家也封了，三個未成年的孩子，一男兩女，無家可歸，還成了「革命小將」肆意凌辱的小「英國特務」。在紅色恐怖的無情摧殘之下，他們的獨子終於神經失常，被他們的一位英國友人帶到倫敦去治療。及至父母出獄還家，方得知愛子已在友人家縱火自焚。戴乃迭的喪子之痛，我簡直不敢想象。這是輕描淡寫的「平反」、「道歉」所能彌補於萬一的嗎？
乃迭和憲益好客善飲。百萬莊寓所「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我也不時應召敬陪末座。乃迭的話不多，但一開口就不乏機智與英國式的幽默。她總是一杯接一杯地喝威士忌酒，有時候沒等開飯她就醉倒了。可是，醉也罷，醒也罷，她在談話中從來沒提過他們在文革中的劫難，從來沒提過她的喪子之痛，從來沒有怨天尤人，顧影自憐。一杯在手，若無其事。面對如此堅強的女性，我怎能不肅然起敬！但是，我再麻木不仁也能痛感到，她的旎暝谑茈y，在泣血。幾十年來，她和她熱愛的中華民族同命運，共呼吸，又一同度過了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歲月，她深情的靈魂能不為中華民族在受難，在泣血嗎？
戴乃迭是無比堅強的。劫後餘生，她並沒有一蹶不振，卻又重新投入中國文學的翻譯事業。她和憲益合作，終於完成了被「文革」打斷的《紅樓夢》的英譯，一九八七年出版，留下一座豐碑。又相繼譯出了沈從文的《邊城》、古華的《芙蓉鎮》等等一本又一本名著。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悲劇震驚全球。一向以散淡聞名的楊憲益，拍案而起，通過英國廣播公司，慷慨陳詞，聲震寰宇。英國駐華大使因此關心他們今後的處境，立即派官員到他們的寓所，表示如果他們願意去英國，使館可以馬上為憲益辦好簽證。戴乃迭馬上斬釘截鐵地答道﹕「憲益沒有犯甚麼錯。他不會走，我也不會走。」不過，憲益還是被文化部的新左王開除出黨。他是三年前才入黨的，當時我開玩笑用英語問過乃迭﹕「憲益入黨了，你有甚麼感受？」她用漢語慢條斯理地回答我說﹕「我們的朋友們說，憲益本來是個很有意思的人，他現在沒有甚麼意思了。」我笑著說﹕「這是哪兒的話？楊憲益永遠是楊憲益。」憲益被革教門之後，我又跟乃迭說﹕「楊憲益現在不是更有意思了嗎？」它聽了哈哈大笑。
半個多世紀以來，戴乃迭和楊憲益合譯以及她獨譯的中國文學經典和現、當代名著，洋洋數千萬言，嘆觀止矣！但最難能可貴的卻是﹕雖然對共產中國存過幻想，經受過歷次政治運動的煎熬，直至身陷囹圄，家破人亡，但她畢生對中國人民和文化的熱愛卻矢志不移，歷久彌堅。她非凡的成就和獨立的品格不是那些號稱中國人民的朋友的3S（斯諾、斯沫特萊、斯特朗）之流所能企及的。這些美國記者當初也曾滿懷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熱情，無奈由於陷入意識形態的泥沼，視野扭曲，長期用片面的報導給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斗爭幫了倒忙。戴乃迭在北京開始了她的人生歷程，又在北京結束了她獻給中國人民的一生，她才不愧為中國人民真正的朋友。

楊憲益的書房

楊憲益的書房(圖)


www.XINHUANET.com　　2005年01月28日 08:28:39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專題：書房的設計與裝修專題

我國著名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家楊憲益近日剛剛度過了他90歲生日，和家族一起過得安心、愉快。

1月24日下午，記者來到北京西城區後海的一個院落。進門右手邊是客廳，老翻譯家正在沙發上看報，老人面色紅潤，一派慈祥與安詳。窗外灰色的墻上畫滿了家裏孩子和一些來訪的美院學生畫的粉筆畫：各種魚和海草。墻上挂著王世襄為楊老題寫的對聯：從古聖賢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風流。

來到老人的臥室兼書房，迎面墻上大幅壁毯前，書桌上擺放著楊老夫人戴乃迭的畫像（哦！是我國著名畫家鬱風畫的）。夫人5年前去世了，老翻譯家說，看到畫像就會記起我們共同生活、共同學習、共同翻譯共同喜愛的古典文學作品時的情景。

五屜櫃上擺放著一些奇石、牛角等。書櫃中的書常被朋友和學生索要，就連老人一生翻譯的大量作品也剩下不多了。

如今老人作息時間很有規律，晚上8時睡，早上7時起床，每天都要看書看報，只是每天下午必飲的酒已戒掉3年了。

楊憲益，1915年1月10日出生於天津，祖籍安徽泗州（現為江蘇泗洪縣）。1936年春天，楊憲益在英國透過考試進入牛津大學學習。1940年與英國一位傳教士的女兒戴乃迭訂婚並且共同返回中國。四十年代主要在四川、貴州和南京等地度過了顛沛流離的“文人”歲月與“平常”生活。1952年，楊憲益應邀北上，來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在京城百萬莊一帶生活了將近40年。

楊先生的學術作品豐碩可人，中譯英文的作品主要有《離騷》、《紅樓夢》、《儒林外史》、《長生殿》、《牡丹亭》、《宋元話本選》、《唐宋詩歌散文選》、《魏晉南北朝小說選》、《十五貫》、《魯迅選集》等等。曾任《中國文學》雜誌主編。1985年4月被推舉為全國政協委員，1985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93年，香港大學授予楊憲益名譽文學博士學位。楊憲益還是中國作協名譽顧問和中國文聯委員，同時還是中國筆會、外文文學會、中國大百科全書編委會、紅樓夢學會等眾多文化學術團體的主要成員。(記者許涿)


（責任編輯:陳蓓蓓）

董橋：怎能不讀劉紹銘？中華讀書報

橋：怎能不讀劉紹銘？

2006年8月21日 15:35

　　讀李歐梵的文章我讀的是他清新不羈的識見；讀劉紹銘的文章我讀的倒是他帶點溫情的憤世和帶點孤僻的學養了。



　　《吃馬鈴薯的日子》、《一爐煙火》、《文字不是東西》、《文字還能感人的時代》

劉紹銘 著

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6年6月第一版




　　一

　　三十多年前我在香港美國出版機構做事期間認識劉紹銘。劉紹銘和李歐梵那幾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課餘進城常來出版社找戴天，或談譯書瑣事，或喝一頓午茶，李歐梵翩然倜儻，劉紹銘岸然神傷，襯起玻璃窗外花園道上蓊鬱樹蔭的綠影，他們跟常來我們辦公室的幾位老派南來文人確是不很一樣的風景：南來文人笑談中遮不住劫後故國山河的幾許皺紋，而李歐梵的灑脫和劉紹銘的沉潛畢竟滲出了一些留美歲月浸回來的超逸，一個走過那麼debonair的春雨，一個熬盡那麼stoical的冬夜。

　　人是這樣，文章自也不能不這樣。讀南來文人的著述譯作我恒常感嘆他們筆底的荒漠烽煙和殘紅頹垣，一股國族恩仇的牽掛幾乎讓人蕭然意識到江河後浪的虛弱，我們在台灣受過教育的人對那樣的氛圍其實並不陌生。如果說劉紹銘李歐梵的筆下也帶著那幾分歷史悲情，那是更廣義的歷史也是更異鄉的悲情了。我最為慶倖的是他們儘管當了半輩子的教授，入世的赤誠竟然隨著他們的老成而變得更濃。讀李歐梵的文章我讀的是他清新不羈的識見；讀劉紹銘的文章我讀的倒是他帶點溫情的憤世和帶點孤僻的學養了。

　　二

　　上星期我在《倫敦書坊記事》裏提了一下荷蘭那位漢學家為Leonora譯解“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的事。一位陳先生寄來短簡問我那位漢學家英譯之優劣。我說不上；我只記得他隨口譯了出來意思沒有錯。要考究，劉紹銘新書《文字的再生》裏那篇《葬花詞兩種英譯》的譯文才最值得觀摩。一種是David Hawkes譯的“Can I that these flower so bsequiesat tend./ Divine ho wsoonor late my life willend”；一種是王際真譯的“Now that you are dead and gone/I am here to bury you./I wonder when the day will come/when I too shall die?”吃過十幾年翻譯飯我終於不敢再做翻譯也不敢再議論翻譯了。新聞電訊翻譯關心的是傳遞資訊的功能而已，經史子集古今小說的翻譯追求的才是兩種文化的溝通技巧和傳意藝術，牽涉了學和術和情和理，不經過數十寒暑的浸淫沒有資格置喙。王際真的譯文我只讀過《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那也許遠遠不如他的《Traditional Chinese Tales》那樣見樹見林。霍克思學問好名氣大，他的英譯《石頭記》我一度當教材那麼啃過，令我眼界大開者無頁無之，令我半信半疑者也有一些。王氏霍氏《葬花詞》英譯孰高孰低劉紹銘文章裏輕輕點一點立時明若觀火，但願陳先生用心揣摩，虛心掂量，得心而後應手。

　　三

　　都六十開外的人了，我和劉紹銘偶然聊起文字生生死死之苦免不了都有張愛玲心中“鬱鬱蒼蒼的身世之感”：不是自傷，不是自憐，是“看明白之後，也只有哀矜”的甦醒。劉教授那本《文字還能感人的時代》出版到現在我常常想寫一點讀後感懷而遲遲下不了筆，仿佛深切思念遠去的故人卻又不忍心寫成白紙黑字，生怕那個人和那個時代從此真的不回來了。這個書名實在牽動了我這一代人太多太多的心弦。

　　當然，感人的時代背後，文字難免還引發過一些不那麼感人的小枝小節。60年代初來香港那幾年我跟好幾位南來文人都有些忘年的交往，他們寫的書我也都用心拜讀了，在我稚嫩的閱讀經驗裏，他們的每一本書都給我帶來過不同的啟示：他們的遭遇開拓了他們的視野。可是，從他們的言談之中我竟然經常聽到他們彼此之間的一些微妙的齟齬。有一天，一位心胸寬厚的著名作家告訴我說，文人相輕的現象只能當儒林小說去消遣，比如《圍城》，比如《Cakes and Ale》：“毛姆瞧不起Alroy Kear，說I could think of noone among my contemporaries who had achieved so considerable a position on so little talent.”名作家說。“那是他命好啊，怨誰？”

　　我從此信命。信了命終於學會把濃濃的世味看成淡淡的清水，像劉紹銘對著這池清水悠然靜觀書裏書外的大千世界那樣。他在《霍譯〈石頭記〉商榷》裏說霍克思把甄士隱稱呼賈雨村的“賈兄”譯為“dear boy”是誤解他們兩人的關係，破了他們如水的淡交。那偏巧是我在譯本裏打過紅杠的疑點，劉紹銘一語替我釋了疑。幸虧我向來尊稱他“劉公”而沒有脫口叫過他一聲“dear boy”。


　選稿:蘆村 來源:中華讀書報 作者:董橋

王际真：英译《红楼梦》第一人 陈汝洁

桓台在線
http://www.huantaizx.com/zjxz/article.asp?id=335&title=335

作者:陈汝洁 发表时间:2005-7-17
王际真（Chi-Chen Wang，1899—？），字稚臣，原籍山东省桓台县索镇镇马家村。他是第一位将《红楼梦》节译为英文的华人。
王际真出生于良好的文化家庭，其父王寀廷（1877—1952），字贡忱，光绪癸卯科进士，丁未会考，用为知县，分发广东。民初，曾任山东省副参议长，主修过《重修新城县志》。他多读异书，遵古学而不薄新知；喜好收藏，于古籍碑刻，书画鼎彝收藏颇多。建国后，他将平生所藏悉数捐献给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见《王氏家谱·贡忱公轶事》）。
王际真早年毕业于留美预备学堂（清华大学前身），1922年赴美留学，先后在威斯康辛及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及新闻学，获学士学位。曾任纽约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东方部职员、哥伦比亚大学汉文教员。在美国，王际真将《红楼梦》节译为39章和一个楔子，后半部故事作提要式叙述，译名为《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于1929年由美国纽约多伯里台·杜兰公司出版，同年，英国乔治·路脱莱西公司出版伦敦版。王译本据上海同文书局出版的《红楼梦》译出，全书共371页，分三卷。卷首有楔子，第一至十二章为第一卷，第十三至二十七章为第二卷，第二十八至三十九章为第三卷。每章分数节，每章的题目仍采用对偶形式，与《红楼梦》原书相似。王际真译本在内容上突出宝、黛情史，删削原著枝叶。为方便西方人阅读，书中男子之名皆音译，如宝玉译作Pao Yu。女子之名皆意译，如黛玉译作Black Jade，宝钗译为Precious Virtue，含有贬义。其他如鸳鸯译作Loyal Goose，袭人译作Pervading Fragrance，王熙凤译为Phoenix，均有妙趣。1929年6月17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75期曾刊发署名余生的《王际真英译节本〈红楼梦〉述评》一文，文中评价王译本的特色说：“总观全书，译者删节颇得其要，译笔明显简洁，足以达意传情，而自英文读者观之，毫无土俗奇特之病。……故吾人于王际真君所译，不嫌其删节，而甚赞其译笔之轻清流畅，并喜其富于常识，深明西方读者之心理。《聊斋》《今古奇观》《三国演义》等，其译本均出西人之手。而王君能译《红楼梦》，实吾国之荣。”（转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1958年，王际真将节译本《红楼梦》增补后，由吐温出版社再次出版纽约版。王译本《红楼梦》虽然只是原书一半回数的节译本，但在杨宪益、戴乃迭1978年合译英文全译本出版之前，王际真的译本一直是英美最为流行的《红楼梦》版本，在西方颇受推重。因此，红学研究者在评价《红楼梦》各种译本时，高度评价王际真译本在推动《红楼梦》在西方英语读者中流传方面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王际真在红学上推崇胡适提出的“自传说”，在译本引言中他认为：《红楼梦》是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打破了中国小说传统大团圆结局；一切现实主义小说，当然都是自传体小说，而《红楼梦》更是完全意义上的自传体小说（见河北教育出版社版《红学史稿》）。除去翻译《红楼梦》外，王际真还翻译了名著《醒世姻缘传》、《吕氏春秋》等古代典籍，也翻译过沈从文的《龙朱》等小说。
王际真是著名翻译家，而且与中国现代文坛上徐志摩、沈从文等均有交往。沈从文在1980年访美后，写有一篇题为《友情》的文章（见花城版《沈从文文集》第10卷），记述了他在美国期间与王际真会晤的情况，并追忆了他们以前的交往，文中写道：
一九八○年十一月，我初次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小型的演讲会讲话后，就向一位教授打听在哥大教中文多年的老友王际真先生的情况，很想去看看他。际真曾主持哥大中文系达二十年，那个系的基础，原是由他奠定的。即以《红楼梦》一书研究而言，他就是把这部十八世纪中国著名小说节译本介绍给美国读者的第一人。人家告诉我，他已退休二十年了，独自一人住在大学附近一个退休教授公寓三楼中……
我和际真认识，是在一九二八年。那年他由美返国，将回山东探亲，路过上海，由徐志摩先生介绍我们认识的。此后曾继续通信。我每次出了新书，就给他寄一本去。我不识英语，当时寄信用的信封，全部是他写好由美国寄我的。一 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间，我和一个朋友生活上遭到意外困难时，还前后得到他不少帮助……（沈从文《友情》）
在美期间，沈从文“曾两次电话相约两度按时到他家拜访”,并记录会面时的情况说：“他已经八十五六岁了，身体精神看来还不错。我们随便谈下去，谈得很愉快。他仍然葆有山东人那种爽直淳厚气质。”（《友情》）
王际真一生因大部分时间在美国生活，他的学术成果虽然在海外影响颇大，但在国内却不大为人提及；然而他毕竟是第一位将《红楼梦》翻译为英文的华人，加之他与徐志摩、沈从文等人有交往，所以说进一步研究王际真的生平与学术，无论是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史，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有一定的意义。

友情 沈從文

http://www.millionbook.net/mj/s/shencongwen/dsld/045.htm

一九八○年十一月，我初次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一個小型的演講會講話后，就向一位教授打听一哥大教中文多年的老龍王際真先生的情況，很想去看看他，際真曾主持哥大中文系達十年，那個系的基礎，原是由他奠定的。即以《紅樓夢》五書研究而，議論了就是把這部十八世紀中國著名小說節譯本介紹給美國讀者的第一人。人家告訴我，他已退休二十年了，獨自一人住在大學附近一個退休教授公寓三樓中，后來又听另外人說，他的妻不幸上逝，因此人很孤僻，長年把自己關在寓所樓上，既极少出門見人，也從不接受任何人的拜訪，是個古怪老人。
　　我和際真認識，是在一九二八年。那年他由美返國，將回山東探親，路過上海，由徐志摩先生介紹我們認識的。此后曾繼續通信。我每次出了新書，就給他寄一本去。我不識英語，當時寄信用的信封，全部是他寫好由美國寄我的。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一年間，我和一個朋友生活上遭到意外困難時，還前后得到他不少幫助。際真長我六七歲，我們一別五十余年，真想看看這位老大哥，同他敘敘半世紀隔离彼此不同的情況。因此回到新港我姨妹家不久，就給他寫了個信，說我這次到美國。很希望見到几個多年不見的舊友，如鄧嗣禹、房兆楹和他本人。准備去紐約專誠拜訪。
　　回信說，在報上已見到我來美消息。目前彼此都老了，丑了，為保有過去年青時節印象，不見面還好些。果然有些古怪。但我想，際真長期過著极端孤寂的生活，是不是有一般人難于理解的隱衷？且一般人所謂“怪”，或許倒正是目下認為活得“健康正常人”中業已消失無余的稀有難得的品質。
　　雖然回信像并不樂意和我們見面，我們——兆和、充和、傅漢思和我，曾兩次電話相約兩度按時到他家拜訪。
　　第一次一到他家，兆和、充和即刻就在廚房忙起來了。盡管他連連聲稱廚房不許外人插手，還是為他把一切洗得干干淨淨。到把我們帶來的午飯安排上桌時，他卻承認作得很好。他已經八十五六歲了，身体精神看來還不錯。我們隨便談下去，談得很愉快。他仍然保有山東人那种爽直淳厚气質。使我惊訝的是，他竟忽然從抽屜里取出我的兩本舊作，《鴨子》和《神巫之愛》！那是我二十年代中早期習作，還是我出的第一個綜合性集子。這兩本早年舊作，不僅北京上海舊書店已多年絕跡，連香港翻印本也不曾見到。書已經破舊不堪，封面脫落了，由于年代過久，書頁變黃了，脆了，翻動時，碎片碎屑直往下掉。可是，能在万里之外的美國，見到自己早年不成熟不像樣子的作品，還被一個古怪老人保存到現在，這是難以理解的，這感情是深刻動人的！
　　談了一會，他忽然又從什么地方取出一束信來，那是我在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一年寫給他的。翻閱這些五十年前的舊信，它們把我帶回到二十年代末期那段歲月里，令人十分悵惘。其中一頁最最簡短的，便是這封我向他報告志摩遇難的信：際真：志摩十一月十九日十一點三十五分乘飛机撞死于濟南附近“開山”。飛机隨即焚燒，故二司机成焦炭。志摩衣已盡焚去，全身顏色尚如生人，頭部一大洞，左臂折斷，左腿折碎，照情形看來，當系飛机墜地前人即已斃命。二十一此間接到電后，二十二我赶到濟南，見其破碎遺骸，停于一小廟中。時尚有梁思成等從北平赶來，張嘉鑄從上海赶來，郭有守從南京赶來。二十二晚棺木運南京轉上海，或者尚葬他家鄉。我現在剛從濟南回來，時〔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早晨。
　　那是我從濟南剛剛回青島，即刻給他寫的。志摩先生是我們友誼的橋梁，縱然是痛剜人心的惡耗，我不能不及時告訴他。
　　如今這個才气橫溢光芒四射的詩人辭世整整有了五十年。當時一切情形，保留在我印象中還极其清楚。
　　那時我正在青島大學中文系教點書。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文學院几個比較相熟的朋友，正在校長楊振聲先生家吃茶談天，忽然接到北平一個急電。電中只說志摩在濟南不幸遇難，北平、南京、上海親友某某將于二十二日在濟南齊魯大學朱經農校長處會齊。電報來得過于突兀，人人無不感到惊愕。我當時表示，想搭夜車去濟南看看，大家認為很好。第二天一早車抵濟南，我赶到齊魯大學，由北平赶來的張奚若、金岳霖、梁思成諸先生也剛好到達。過不多久又見到上海來的張嘉鑄先生和穿了一身孝服的志摩先生的長子，以及從南京來的張慰慈、郭有守兩先生。
　　隨即听到受上海方面囑托為志摩先生料理喪事的陳先生談遇難經過，才明白出事地點叫“開山”，本地人叫“白馬山”。山高不會過一百米。京浦車從山下經過，有個小站可不停車。飛机是每天飛行的郵航班机，平時不售客票，但后艙郵包間空處，有特別票仍可帶一人。那日由南京起飛時气候正常，因濟南附近大霧迷途，無從下降，在市空盤旋移時，最后撞在白馬山半斜坡上起火焚燒。消息到達南京郵航總局，才知道志摩先生正在机上。靈柩暫停城里一個小廟中。
　　早飯后，大家就去城里偏街瞻看志摩先生遺容。那天正值落雨，雨漸落漸大，到達小廟時，附近地面已全是泥漿。原來這停靈小廟，已成為個出售日用陶器的堆店。院坪中分門別類擱滿了大大小小的缸、罐、沙鍋和土碗，堆疊得高可齊人。廟里面也滿是較小的壇壇罐罐。棺木停放在入門左側貼牆處，像是臨時騰出來的一點空間，只容三五人在棺邊周旋。
　　志摩先生已換上濟南市面所能得到的一套上等壽衣：戴了頂瓜皮小帽，穿了件淺藍色綢袍，外加個黑紗馬褂，腳下是一雙粉底黑色云頭如意壽字鞋。遺容見不出痛苦痕跡，如平常熟睡時情形，十分安詳。致命傷顯然是飛机触山那一剎那間促成的。從北京來的朋友，帶來個用鐵樹葉編成徑尺大小花圈，如古希腊雕刻中常見的式樣，一望而知必出于志摩先生生前好友思成夫婦之手。把花圈安置在棺蓋上，朋友們不禁想到，平時生龍活虎般、天真純厚、才華惊世的一代詩人，竟真如“為天所忌”，和拜倫、雪萊命運相似，僅只在人世間活了三十多個年頭，就突然在一次偶然事故中与世長辭！志摩穿了這么一身与平時性情愛好全然不相稱的衣服，獨自靜悄悄躺在小廟一角，讓檐前點點滴滴愁人的雨聲相伴，看到這种凄清寂寞景象，在場親友忍不住人人熱淚盈眶。
　　我是個從小遭受至親好友突然死亡比許多人更多的人，經受過多种多樣城里人從來想象不到的惡夢般生活考驗，我照例從一种沉默中接受現實。當時年齡不到三十歲，生命中像有种青春火焰在燃燒，工作時從不知道什么疲倦。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層体驗到生命的脆弱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覺得相熟不過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對我工作的鼓勵和贊賞所產生的深刻作用，再無一個別的師友能夠代替，因此當時顯得格外沉默，始終不說一句話。后來也從不寫過什么帶感情的悼念文章。只希望把他對我的一切好意熱忱，反映到今后工作中，成為一個永久牢靠的支柱，在任何困難情況下，都不灰心喪气。對人對事的態度，也能把志摩先生為人的熱忱坦白和平等待人的希有好處，加以轉化擴大到各方面去，形成長遠持久的影響。因為我深深相信，在任何一种社會中，這种對人坦白無私的關心友情，都能產生良好作用，從而鼓舞人抵抗困難，克服困難，具有向上向前意義的。我近五十年的工作，從不斷探索中所得的點滴進展，顯然無例外都可說是這些朋友純厚真摯友情光輝的反映。
　　人的生命會忽然泯滅，而純摯無私的友情卻長遠堅固永在，且無疑能持久延續，能發展擴大。

　　　　　　　　　　　　　　　　　　　　一九八一年八月于北京作

书名：《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4-09/20/content_1996323.htm

书名：《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

作者：[美]韩南（Patrick Hanan）著，徐侠译

版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

定价：18.00元

韩南是美国汉学界的重量级人物，在哈佛大学执教近30年，担任过东亚系主任、讲座教授等。他退休后的继任者是杜维明和李欧梵。

此前，他翻译到中国内地的著作有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白话小说史》。

海外学者往往非常注重对中国文学的源流进行梳理，发掘演变轨迹。夏志清原来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后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晚年又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力图打通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韩南也是如此。与夏志清不同，韩南是倒过来：原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后来研究鲁迅等中国现代小说，晚年转入近代，也是力图打通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

韩南的中国小说研究大多是从叙事学角度出发，因为有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厚基础，研究近代文学常常显示出独到的功力。比如说“‘小说界革命’前的叙事者声口”，这“声口”二字，如果不是非常熟悉古代小说话本的叙述人，很难想象出用这样的名词来指涉。细想之下，“声口”

要比研究小说通常所用的“视角”丰富得多，它体现在“听”上。正是这一“声口”，沟通了西方叙述理论与中国小说传统。

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学者，通常都把眼光注视在1898年以后的小说变化，把这时的小说变化视为外来影响或者政治变革的派生物。韩南则不然，他发现中国近代小说不是派生的，“恰恰相反，最优秀的19世纪作者既富有创造力，又充满实践精神”。正是从现代性小说的叙述学入手，韩南发现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的“个人化叙事”，“在以前的中国小说里，还不曾有过如此生机勃勃、肆意渲染、滔滔不绝的叙事者！”他赞美《花月痕》是“个人化的口头叙事者的著名小说”，指出它有多条故事线索，很“像南戏传奇从巧妙的场面并列中派生出另外的意思”。这部小说的章回常常是独立自主的。韩南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控筹时间、地点和冲突，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咄咄逼人的叙事者”。

今天的读者已经很难理解，《花月痕》曾经是中国近代影响最大的小说，曾经开了民初一代小说的风气。郑逸梅把《花月痕》列为他最喜爱的小说，排名还在《红楼梦》之上。民国小说家徐枕亚、张恨水等都对《花月痕》评价极高，承认自己的创作受到它的影响。对于《花月痕》在中国小说近代转型中的作用，中国内地学者至今未能深入研究，韩南教授是最早发掘它在叙事学上的现代意义的学者，对《花月痕》做出了独到的解释。

中国内地的学者过去在观念上受费正清“挑战—应战”理论影响，在研究近代小说时往往偏重于研究外来影响，把近代小说的转型视为受到翻译小说影响，是受到外来影响后回应的产物。

韩南教授在观念上更加注重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他注重发掘中国自身的小说传统如何在近代发生演变，如何吸收自身的资源，产生新的创造。

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外来影响的历史作用，恰恰相反，韩南教授在大量发掘资料的基础上，对外来影响做出新的探索，大大提前了中国小说接受外来影响的时间。韩南教授发现，早在19世纪30年代，西方传教士已经用中文创作小说，用来启蒙传教，这些小说糅合了中国古代小说与基督教思想，他们中有一些作品还把读者对象定为儿童，这很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儿童小说。探讨这些中文小说的现代性及其意义，以往为中国内地学术界所忽视。（书评人 袁进）


（责任编辑:陈奕新）

小說田野裡的思索者－－專訪舞鶴先生 林麗如

http://mychannel.pchome.com.tw/channel/class/show_preview.php3/?d=2005-12-05&enname=wuhehtw&t=.htm&fn=main&view=1

是不能比他浪子酒漬陽光長年曬成腐葉色的胸肌當初是處女瀑布打涮出來熬成就目今還甚有型不必說眾姑娘啦就是眾豬母遠遠嗅到瞥見就騷不禁蹼上來舔他眾口不停同時公共愛液洪水一般奔流造成南北溢寮會流處南洶北湧堵車了一大陣子又害你無聊自摸聊慰上山一趟直到油盡褲襠內裡發不動肉做的空殼車。---《思索阿邦．卡露斯》：121

讀舞鶴，很少有人不被他的文字力量所懾住。在風和日麗的天裡，和舞鶴約在淡水捷運出口碰面，詭異的是，初次見面，像個老朋友似地，他一眼就認出我。我們邊走，他邊介紹我們眼前的這條街、那座山，一下子就沖淡了我對他的「敬畏」。是的，敬畏。之所以敬畏，是因為從舞鶴的小說裡，我讀到他的份量，他的用功在筆鋒裡流洩，以恣意奔放之姿。　
　　我們從＜微細的一線香＞聊起，看得出舞鶴這些年熟於被訪的姿態，他清清楚楚楚交代自己的文學創作歷程，一個下午，我們在文本裡裡外外進出。他手上正在進行的長篇《亂迷》，原本預訂今年六月要出版，卻因為手上雜務太多，切割掉寫作時間，目前他打算把時間再拉回來，專心寫完《亂迷》。雖然進度慢了，但他堅持不受市場須要，寧可寫好也不草率出版。所以，延宕了，也就只好保守地預估今年內寫完出版，至於，最快什麼時候可以完成？他不願保證。
　　談到雜務，這是台灣專業作家的困境吧！也是專業作家在台灣很難生存的原因。以致於，現在台灣真正的專業作家究竟有幾位，伸出五個指頭來數，都還綽綽有餘。舞鶴不禁搖搖頭，為了維持基本的生活費用，他一度接了很多評審工作和演講，不管是校園的文學獎，還是國家文藝的評審工作他都接。一、兩年下來，　他感觸非常深，因為，在握有資源的機構，他為文學創作的發聲迄今沒有下文；進入校園的演講，又讓他有氣餒的感覺，因為，除了少數讀者是真正對文學有興趣的，除此之外，他感覺校園演講缺乏共鳴，常常，台下沒有什麼反應，完全達到浪費雙方時間的效果。
　　舞鶴滿擔心台灣人文厚度的不夠，他認為整個社會看似開放，卻只是表象、膚淺的，社會一旦解除了外在的限制，如果沒有一定厚度的人文來支撐，是很容易走向毀滅的，畢竟，外在限制的解除，應該是為了加深生命的深度和廣度才對。
　　大概也因此，他對台灣人文素養的不斷低落有著深深焦慮，幾乎也可以說是澈底失望，面對這個營養不良的社會，從而讓他思索：作家為什麼要演講？要講的東西都寫在作品裡頭了，作品就最好的演講啊！所以，除非特殊的講座，尤其聽者是有備而來的最好，其他的，他希望可以盡量不接，慢慢排除掉不必要的雜務。　
　　何時立下志願要當一位專職的寫作者？舞鶴說從十幾歲以來的文學閱讀經驗，一直累積到卅歲左右，那幾年國文研究所的生涯涉獵更廣，大量閱讀了文學以外具思想性的領域，像歷史、政治、哲學，都接觸很多，在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一年間，個人的整體文學觀念成形，具體實踐下去幾乎是自然而然的事。
　　如果其間曾有過動搖，也不是外在的因素，而是個人內在的問題。最明顯的是在淡水十年，因為作品完全沒有發表，自己對文學產生懷疑，這種懷疑是對內在生命的懷疑，會懷疑這一切的意義，這種內在、看不見的質疑，在淡水十年中緩慢地發展，同時漸漸地，也失去了發表的欲望，現在回頭想想，他還是慶幸自己熬過來了。不過，話說回來，如果沒有生命中兩位女士的支持與資助，這種苦行僧般的磨練撐得下去嗎？舞鶴坦白說：完全沒把握。
　　身為一個專業作家，舞鶴其實不那麼鼓勵後來者步入他後塵，他特別要說的是，台灣的創作環境和卅年前是完全沒變的，專業作家幾乎不能獨立生活，還得靠別人資助，自己在一九九六出版全集之後，加上外務的收入，才暫且可以維持自己這麼簡單的生活，更遑論養家的責任了。
　　他一直在做的是，不斷地嘗試各種文字書寫的可能性，從他有意識從事創作的那一刻起，文字構句就是他小說中最重視的部分，簡單來講，就是對文學形式的追求，落實在構句上，對句子做改造、新的轉化，實驗性和藝術性並重。《亂迷》更是發揮到極致，這個廿萬字的長篇，是舞鶴書寫自兒童時期以來對生命人生的困惑，這個早熟的靈魂，從有記憶以來，就對人生有過多的思索，最常思索的便是個人、家族、乃至國家機器運作的各個層面。
　　他非常認同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說的：「學院完全不利創作。」還在就讀師大國文研究所時，舞鶴就考量到，如果自己有了這個學位，一定是和多數朋友、同儕一樣，拿著這個文憑謀生，進了學校，就像多數人一樣，即便有才華，也會淹沒在各式各樣的工作體制裡。於是，他決定不寫論文，不拿學位，等於是逼自己嘗試走專業創作這條路，他思索過很長時間，也認真觀察過文壇的同輩作家。他覺得可惜的是，很多中文系的人很難脫離中文的限制，讀者可以一眼就認出哪些人是學院派作家，這些華麗字詞的背後，正是代表受學院訓練太深，卻沒有轉化成藝術形式，他一貫堅持的是，身為一位創作者，文字要有自己的風格，除了才華之外，也要下工夫。　
　　舞鶴在淡水十年，一直在磨筆，有意轉化來自中文系所受的訓練、擺脫一切的限制，他認為白話文還是可以寫出好的作品，沒有非得要從文言文中去磨筆，自己也因為受文言的訓練太深，所以，一直企圖改造、轉化制式的文字。細心的讀者也可以發現舞鶴作品裡是有文言文構句所轉變的文句，這些年歲的累積，他個人並不打算拋棄傳統的訓練，但，站在這個基礎上出發，卻是一定要的。他也知道有評論者說他這是「破中文」、是對傳統　中文的抗拒，他借這個機會說明：自己在寫作時是沒有想到這些的。
　　很多人說舞鶴這個人疏離、自閉，在我看來，他卻是一個非常關切社會的人，雖說「閉關」淡水十年，我從他的文本裡看見小說家在社會出沒的行跡，舞鶴承認，自己非常關切社會，直到現在都還有看報的習慣。我凝聽他分析目前台灣各報的特色，以及他對傳媒現況的觀察，從他敘述的內容裡，我了解他偶有比報，並且，和我一樣，會去觀察便利商店賣報的情況，他對平面媒體的觀察非常入微、中肯，一路談下來，舞鶴關心的事務非常多：政治、國際新聞…，我們甚到談到目前的教育制度。　
　　我好奇的是，戒嚴時代的社會氛圍漫開在他小說裡，如果，以現今的台灣社會發展，當年的少年舞鶴會怎樣“反”現在這個社會？他不假思索說：這個答案很容易，不必刻意去想，因為自己的小孩今年參加基測。離過三次婚的他偶而會回台南看看小孩，他看到孩子們所受教育考試的荼毒比以前更甚數倍，對於滿屋子的參考書，他直接告訴孩子：「考完試，馬上把這些垃圾扔了。」對於教育制度的不進反退，舞鶴著實有氣。　
　　舞鶴關懷社會，從黨外運動十年、民進黨成立，這其間，重要的黨外雜誌，他每一本都讀，但是，也很早就從閱讀裡建立一個觀念：做為創作人，不必涉入運動，應該觀察、觀照著。當然，他也思索過，進入一個運動也許並不防礙，但可能減低了成為創作者的可能；若涉入了，同時還是能夠創作，那作品勢必也會受到影響，以這個標準，文壇裡恰恰有不少例子，不言自明。　
　　因為秉著文學的獨立，做為一個獨立的創作者，在「小說田野」裡，他才能夠近距離觀看一切，而從不涉入，在文本中直嚷嚷著進入「我的當代」，舞鶴特殊的小說家視角清晰可見。獨處、不涉入，舞鶴正是這樣構築了自身創作的重要條件。美國作家菲力浦．科克（Philip Koch）提到孤獨的好處有五：自由、回歸自我、契入自然、反省的態度和創造性，這些都在舞鶴身上得到印證，他刻意地孤獨，充分享受它帶來的好處，為創作蓄積最大能量而準備。
　　舞鶴非常自覺這些年來自己觀念上的轉變，早期在寫作時，認為藝術是偉大、　無與倫比的，的確比較不顧慮閱讀者是否能接受和接近；但這些年下來，他的看法是一切藝術創作的產生，也是社會產生出來的，只要發表了，就是社會行為模式，即便是對素材進行改造，也是離不開社會的限制，如果硬要說全是純然為自己創作，根本是自欺欺人罷了。不過，他很清楚自己實驗的方向和用心，並沒有刻意要去寫難。　
　　九一年開始發表作品時，他已四十歲，自認對文學累積的內容、形式已達到融合的狀態，書寫時他習慣不重複過去的寫法，評者說他的作品寫得最好的是《餘生》，舞鶴自己卻不這麼認為，他覺得如果沒有《思索阿邦．卡露斯》的奠基，就不會有《餘生》的成就，他自己是這麼看待這兩本原住民部落的書寫：《餘生》有達到台灣文學的高標，但未超過；《思索阿邦．卡露斯》則是形式本身超越了高標準，他自評在《舞鶴淡水》中也有若干篇章也已越過當代能接受的那條線。　
　　《餘生》的創作過程是值得一提的，一九九八年他去川中島之後，沒有馬上寫出來，隔年，在某大專文學獎評審會上遇見陳雨航先生，陳先生代王德威教授向他邀稿，舞鶴手上正有《餘生》題材想寫，於是一口氣答應。回去之後，當年四月動筆，六月就寫完了，沒有更動一個字，這是他和麥田出版社的緣起。　
　　他印象中，王德威第一次讀《餘生》的反應是讀不懂，台大梅家玲教授馬上寄了霧社事件的相關資料到美國去，王教授讀了第二次，馬上把序寫了出來，舞鶴非常肯定王德威的認真和才華，尤其，他的論述散發著創作的、文字的美。關於《餘生》的英譯本，也是延宕的了，王教授的學生白瑞克曾來台走訪舞鶴筆下的山水，想對翻譯工作有所幫助，但是他手上同時有王安憶的《長恨歌》、張北海的《俠隱》，加上接下大學教職，所以，目前，舞鶴也不了解《餘生》英譯本的進度。　
　　在許多訪談中，可以看到舞鶴非常讚賞俄國小說家杜斯妥也夫斯基，問他有沒有興趣寫一本屬於自己的《地下室手記》，舞鶴說：「從沒打算過。」因為他著重的還是那文字的實驗，對於哲學性的思想著作，不是他所想寫的題材，因為藝術媒介的關係，要同時能充分在形式上表現，也要能負載思想性，並不是那麼容易的。　
　　他舉自己創作裡的例子來談：原住民的出草儀式，本身有非常完整的文化儀式，在歷史書中都有記載，並不是他所發明的，但在作品裡他延伸了解了出草這個儀式。這說明了人生裡許多的現實往往比小說更動人，因為故事本身就精彩、感人，所以，如何把這些素材融合在文本裡，藝術性絕對是最重要的一環。　
　　舞鶴花了一些時間，釐清小說家的功用，區別各種文類的異同：報導文學須忠於事實，是紀實的，所以，創造性低。小說創作是從經驗出發，把想像加進來，把事實加以轉化，在想像轉化的過程裡，如果能力夠好、思想夠深的話，就能寫出一種真實。「事實」是呈現面相，「真實」則是一種普遍的真理，小說家做的便是這個工作，把片面的事實轉化成普遍性的真實（真理），舞鶴不厭其煩地解說這些雷同卻不同的地方，他強調，虛構當然是須要的，否則受限於紀實，就不是創作了。　
　　回到《思索阿邦．卡露斯》，舞鶴說這是標準的疏離寫法，他以中斷敘述的方式，把寫實小說融入故事裡，刻意地疏離，已成他創作的一部分，他覺得自己幾乎沒有辦法寫不疏離的東西了，講到這裡，舞鶴又幫我上了寶貴的一課。在咖啡館的一角裡，他面對窗外的大屯山，向我詳解疏離創作手法的源由，從希臘史詩劇場講起…。
　　咖啡館裡有小孩的尖叫聲，我們的談話數度中斷在那個吵雜的空間裡，再拉回來談《亂迷》，這回他要嘗試的是完全用句點來隔開句子，全書只用句點，不用其它標準符號。他自己認為這會是本「又重又輕」的書，怎麼說呢？重是因為《亂迷》主題大、份量重；輕則是他為了維持目前在台灣的寫作情況，他很清楚讀者無法一直承受重的東西，所以他會讓它輕些，輕也可以寫好，長的、重的不必然會寫得好，他特別強調。　
　　除了《亂迷》之外，他心底還盤旋的另一個寫作計畫是第三部原住民小說，他想說的是東海岸的阿美族，他在寫完《舞鶴淡水》之後，去了花東縱谷，在東海岸住過一年，但沒法寫，所以，先回西岸寫《亂迷》，打算寫完《亂迷》之後，　立即著手「海岸阿美」的書寫，他叮嚀自己，不能等太久，因為有體力、年齡的現實因素，他告訴自己：不要再等下去了。　　
　　去年已發表過的《亂迷》三章，讓等待舞鶴新作的人先睹為快，也算是預告了不打算驚世駭俗吧，先透露出長篇的主題，也讓人看到了形式，一改以往一出手就引人側目，這一回，新書出來時，也許可以省掉一段眾人譁然的時期。　

不怕我閨閣開夏一來就被德國小蟑占領地盤去年有個客兄去德溝書展法克虎卵穿一條德意志內袴回來那兄特別解說國名德溝內袴名牌德意志。像你沒關係才擔心人際我騎熟了就輕義意找上我先公關他到底過不了私關不然先私關一番再賣給個公關屁股一番正常人就呷飽非常人兩關通吃便飽撐血壓高標心臟搐筋有夠勞氣勞心氣命人生生人免不了男女女男互相意思互不相欠有啥大事意思就好囝囡玩在路邊床那樣子多有意思。來賓意思意思一下人生永遠賓館。──《亂迷》

　　這是《亂迷》中的一段文字，讀者有沒有更好的讀法去懂舞鶴？正如朱天心所說的，她用了抄謄法，讀了三頁沒有標點符號的，發現，每一個字都不可拿掉或調動。舞鶴的確是這樣的，他很認真在思索人生的一切，家國、家族的…，更多的是，個人很私我的部分也在文字裡翻轉，淡水十年之於他，像極了閉關練功的高人，出關之後，一切的考驗都不足為奇了。　
　　訪談過程裡，舞鶴有幾度是自顧自地就說了起來，讓我也打破了「規格」，放棄了提問，就乾脆這麼一路地聊了下來，我們走出那個吵雜的咖啡館，黃昏淡水熱鬧依舊，在人來攘往的人潮裡，我們很快揮揮手，約定下次再見。才一轉身，我再回頭尋他身影，他已快速消失在暗街裡。

原刊於《文訊》2005年8月,第238期，作者林麗如。

舞鶴印象 -- 記舞鶴在聖地牙哥談台灣文學的困境 鄭德昌

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
San Diego Taiwa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http://www.taiwancenter.com/sdtca/index.html

舞鶴印象 -- 記舞鶴在聖地牙哥談台灣文學的困境
鄭德昌

第一次聽到舞鶴這個名字，是加大聖塔笆笆拉校區杜國清教授告訴我的，他說：「舞鶴的作品很特別，尤其是『餘生』這部小說，有機會應該讀讀。」因此去年年初返台探親時，我就在新竹清大的書店買到了舞鶴寫的兩本書，其中的一本當然是『餘生』。返回美國時，在飛機上讀了，讀後對於『餘生』這本書的印象很深刻，同時對於舞鶴這個名字也很好奇，跟淡水好像也連帶引起了關聯，覺得這個淡水舞鶴寫的小說方式，和其他作家很不同，全書只有一個句點，好像是一氣呵成的一個故事。後來我讀了高行健的小說『靈山』，發現其中有一章也是全章只有一個句點，即是整章只是一個句子；但比起『餘生』整部小說，『靈山』的這一章可說是小巫見大巫了。這是我還未見到舞鶴本人以前的大致印象。

今年年初，杜教授告訴我們舞鶴先生將來美國訪問，回台時會路過加州，我們就說定了，到時由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邀請舞鶴先生到聖地牙哥演講和訪問。並且預定由正在翻譯『餘生』這部小說成為英文版的加大教授白瑞克﹝Michael Berry﹞陪同，一起來聖地牙哥訪問。經由白瑞克教授和出版舞鶴作品的麥田出版社協商，舞鶴先生同意，演講的題目定為「台灣文學的困境─作品的萎縮以及外譯的困難」。

因為白瑞克教授剛上任加大不久，課忙事繁，最後決定不能陪同舞鶴先生一起來聖地牙哥。四月十七日的中午，我到聖地牙哥北邊位於海邊一個小鎮的火車站，去接舞鶴先生。本來一向晴空無雲的天氣，不知為何，當時竟然刮起了強勁的海風，而且也開始下起雨來了。火車像往常一樣遲到了十幾分鐘，才緩緩地開進了露天的月台。舞鶴先生走下了火車車廂時，我幾乎一眼就認出了他。他的樣子和『餘生』一書裡印出的照片，幾乎是一模一樣的，毫無改變。但讓我驚奇而幾乎不敢認定是他本人的，是他身上只帶了一個小小的登山背包，大小和我平常在週末時登山健行所帶的背包一樣，看他把小背包背在身上的樣子，看來好像也不是很重的背包，很不像是一個出國旅行一個月的人所必須攜帶的所有行李。舞鶴先生是我一生中第一個看到的，只靠一個小背包，可以在美國的城市裡生活了一個月的人，不管他是否一個台灣作家。

舞鶴先生在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的台灣中心的演講中，先介紹他個人的經歷，讓大部分並不熟悉台灣文學界人士的同鄉們，知道他的生平以及他所經驗過的創作生活，然後才進入主題談台灣文學的困境。舞鶴先生使用福佬話的台語演講，據他自己說，這是他第一次完全使用母語演講，在這次演講以前，每次的演講他都使用共同語言﹝即北京話﹞，因為在場的聽眾有些並不能完全了解他的母語。這次在聖地牙哥的演講，當然也不例外，加大聖地牙哥校區的葉維廉教授也參加了，對於語言的問題，葉教授表示福佬話的台語，對他來說不是問題，因此舞鶴先生就放心地使用當時大家可以了解的共同語言─他的母語，侃侃而談了。

舞鶴先生首先談到自己的心路歷程。他於 1951 年出生於台南，少年時就覺得自己很有文學才能，常常寫文章登載在學校的刊物上。大學時先就讀成大的工學院，唸了兩年後，覺得自己的興趣畢竟還是在文學方面，應該走向文學創作的路途，因此就轉到中文系。畢業後到了台北，唸師大研究所。但在這期間的文學﹝短篇小說和詩文之類﹞創作，並不能讓他滿意於自己的作品，因此離開研究所後就自己一個人住在淡水，開始大量閱讀各類書籍，尤其是歷史方面的著作，增加知識，並且嚐試各種寫作方式。這時的舞鶴先生，基本上是在台灣本土的問題上進行自我思索，同時尋求小說的創作題材，和嘗試各種可能的寫作方式。在這段自我思索期間，舞鶴先生感到自己對於台灣本土的認識相當不夠，尤其是對於有關山地和東海岸地區，以及當地居民﹝尤其是原住民﹞的認識和了解相當貧乏，因此他就經常到深山裡租房子和當地原住民生活在一起，藉此來了解原住民的居住山區景況和生活的情形，同時在這個期間，他也尋求小說創作的題材和內容。經過許多諸如此類的嚐試，其中不乏經歷過長期無法寫出作品的痛苦經驗，一直到許多年後的有一天，他來到霧社附近的川中島時，看到了一個只有半個人身高、極不醒眼的石碑，上面簡單地刻著幾個字：「餘生紀念碑」。他才突然領悟到，原來這是居住在川中島的原住民，紀念他們祖先經歷霧社事件後，留下來的一個紀念碑。簡單的幾個字，卻說明了他們這些原住民對於族人幾代僥倖生存下來的無奈：他們這些人的人生，充其量只不過是一個時代的餘生而已。看到了川中島的這個餘生紀念碑的舞鶴先生馬上頓悟，覺得自己一定可以以此為題材，寫出一部有意義的小說。經過兩年居住在川中島的生活經驗後，舞鶴先生果然寫出了讓自己還覺得滿意的一部小說。這部小說就是後來出版的『餘生』，以這個紀念碑上面所刻的文字為名。

對於台灣文學的困境，舞鶴先生認為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創作的萎縮，另一方面是作品外譯的困難。關於文學創作的萎縮，舞鶴先生覺得目前的台灣文學界裡，好的文學作品正在大量地減少。主要的原因是，一些有才能的年輕作家沒有能夠維持創作的生活條件，即是單靠文學作品是不能在現實的社會上生存下去的。一個有才華的作家，在生命中最能吸收知識，勇於嘗試創作的期間，卻必須為了謀生而不能專心於文學的創作，因此在往後的人生階段中，不但削弱了發揮文學創作的能力，甚至於永遠地失去了產生不朽作品的機會，對於個人以及整個文學界，可以說是非常不幸和可惜的。為此，舞鶴先生呼籲有識之士重視這個問題，尋找模式，從而建立可行的管道，來長期支持有才氣的年輕作家，讓台灣在精神文化領域裡，能夠產生許多獨特而有意義的文學作品。

關於作品外譯的困難，舞鶴先生談到，一個地方的文學作品，如果要讓其他地方的人了解，就必須要靠翻譯成為外文版本。台灣一些作家的文學作品，嚴格地從文學創作的內涵和方式說來，並不亞於當代國際上有名作家的創作。但是台灣作家在國際上的文學舞台上卻是默默無聞的，主要的原因當然是作品沒有外譯，不能在國際上交流。因此台灣的文學作品如果要國際化，就必須要大量的翻譯成為外文版本。但是在這方面的進展，到目前為止實在相當有限，外譯台灣文學作品的數量實在不能讓人滿意，而且國際上的文學界似乎也不是很重視台灣的文學創作。這當然可能和台灣目前侷限的局勢有關，如果將來台灣能夠自在地立足於國際社會上，那麼台灣文學作品的外譯一定會顯著地增加，台灣的作家也才能夠在國際的文學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

舞鶴先生的演講，以他自己的親身經歷，讓聖地牙哥的聽眾們認識到一個台灣作家在文學創作上的艱苦奮鬥。對於舞鶴先生所說台灣文學的困境，在文學創作方面，但願能夠引起一些有感情心意、有能力人士的關心，共同創造可行管道，來長期支持有才能的文學青年，讓他們能夠專心致力於文學的創作；同時當然也要大力地支持台灣文學作品的外譯，讓台灣文學在國際的文學舞台上，展現一番新面貌。這些支持和關心，在將來的台灣文學史上，也許都會是一頁頁美麗動人的樂章和故事吧！

我很幸運，能夠在這個獨特的機會裡，認識了舞鶴先生。
﹝2004.4.26﹞

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介紹台灣文學 白瑞克英譯舞鶴《餘生》挑戰一堆逗號

自由時報 中華民國91年12月11日 星期三
﹝記者趙靜瑜╱台北報導﹞
　高行健的《靈山》譯成瑞典文之後，獲得了二千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連帶也讓翻譯成為熱門話題。究竟譯者身分應該是單純的翻譯工作者，還是一個留下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線索家，譯者要如何妥善處理台灣文學變成其他語系文本之後的文化問題，昨天在一場座談會上，包括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李奭學、作家舞鶴、李昂以及美國哥倫比亞東亞語文系博士班學生白瑞克有熱烈的討論。
　一向致力於台灣文學英譯向西方世界發聲的美國哥倫比亞東亞語文系，在系主任王德威的號召之下，該系博士班學生白瑞克將翻譯舞鶴《餘生》，白瑞克先前已經翻譯過張大春《野孩子》，在美國書市反應不惡，不但有包括《紐約時報》等三十多家報紙書評，總計銷售量約五千本，以大學出版社來說表現相當出色。
　這次選擇翻譯舞鶴作品《餘生》，白瑞克表示該作品在敘述手法上相當獨特，有數以千計一次又一次出現的逗號，卻鮮少有句號，再加上舞鶴以另類角度處理了霧社事件以及文中經常出現的原住民內容，對於英譯者來說，挑戰相當大。
　白瑞克表示，以《餘生》為例，台灣原住民的語彙沒有大量建立，連帶也讓翻譯上無法有系統，白瑞克認為身為一位譯者，他必須尊重舞鶴的文本，「但是我也必須面對美國書市中沒有書可以不分段的難題。」由於這本書將會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白瑞克已經打算為舞鶴文本中有大量逗號卻少有句點的譯作出版，作捍衛與抗戰的準備。
　「我認為我不會是單純的譯者，我希望在東西方文化的連結上，留下一些線索。」白瑞克說他或許不支持書中某些論點，但是他會適度貼近作者，舉例來說，他為了翻譯霧社事件，已經找出十餘本書加以了解，也會適度加以注釋，至少他會先寫一篇譯者序，將舞鶴及其文學、台灣文化及大時代的背景作概括性簡介。白瑞克表示，譯者也必須自己解決很多問題，包括美國大學出版社越來越以美國主流書市為標準，這些後續的譯作發行問題其實才剛開始。
　李奭學則強調，譯者必須認清一件事，東西方文化不是絕對可以對應的，「不會有一個語詞會同時吻合意境」。舉例來說，柳宗元的「獨釣寒江雪」，光是那個「雪」字，就沒有一個西方的英文單字可以完全涵括，還得了解柳宗元當時被貶抑的滄涼心境，譯者自己必須有所增捨。
　台灣文學以英譯本方式被介紹到美國書市，從早年李昂以《殺夫》英譯本在美國發行開始，成為台灣文學第一本進入美國書市的書，到現在張大春《野孩子》等在美銷售，環境截然不同，李昂表示早年的翻譯必須靠自己，但是現在有哥倫比亞大學願意支持翻譯台灣文學，她認為除此之外，也必須好好地規劃行銷費用，讓這些譯作真正被介紹。

白瑞克晤舞鶴，探《餘生》【2002/12/09 聯合報】

白瑞克此次訪台，主要與《餘生》作者舞鶴見面。圖片：聯合報

白瑞克晤舞鶴，探《餘生》【羅奇／報導】
千禧年九月，小說頑童張大春「以大頭春之名」直搗「新青年」頹廢騷動次文化腹地的暢銷書《我妹妹》與《野孩子》，雙拼英譯出書Wild Kids，登上《紐約時報‧書評》版面揚名。書評家期許更多張氏代表作英譯發聲，讓英語世界讀眾見識他說故事的魅力，不忘稱道英譯者白瑞克（Michael Berry）：「把狡黠的故事，說得如此優雅。」這位「中書外譯」搭橋人，自稱「譯上了癮」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文系博士班高材生，日前抵台訪問十天，這一趟首要目的是與小說家舞鶴碰面，替英譯「為霧社抗日事件拾骨」的長篇《餘生》預做暖身。
「這不是我的作品，他譯得比我寫得更好！」讀完白瑞克Wild Kids譯稿，原作者張大春難得給了如此高評價。事實上，白瑞克原本就是「張迷」。一九九五年申請教育部獎學金來台，進師大研習一年，白瑞克立時就迷上「大說謊家」佻皮犀利的風格：「張大春的過人之處，不僅在於純熟的寫作技巧和豐富的想像力，更表現在持續不斷自我突破與創新，從科幻到俠義敘事史詩，從政治小說到文學理論，張大春挑戰讀者，同時帶給讀者驚喜。」
從《我妹妹》讀到《野孩子》，白瑞克特地到輔大旁聽「偶像」現身說法。回美國當起博士班學生，他捨棄了暑期打工或實習，心無旁鶩用英語開講「這世界上只剩下大哥、廢人和死人，早就沒有什麼青少年」的無厘頭黑色喜劇。白瑞克的立意單純：「經由翻譯，我可以幫作家接觸更多他們原本無緣接觸的讀者。」
瞄準當代中國文學與電影為研究標的，身為中文小說評論重鎮王德威門生的白瑞克，此次訪台期間，除了要與華語電影重要作品與導演接觸，更要隨舞鶴探看《餘生》的小說背景與現場，增加英譯時的理解。相較《野孩子》放恣的青少年黑話，喃喃飄忽的舞鶴體囈語是另一堵待攻克的高峰。老師王德威對小說文本的品評：「《餘生》敘述隱藏的斷層處處，隨時有意義陷落的危機。」倒像是白瑞克下山行走江湖前，耳提面命交代的「危機處理」錦囊。 【2002/12/09 聯合報】

談英詩翻譯》春雨珠光意未盡【聯合報／尤克強】

談英詩翻譯》春雨珠光意未盡
【聯合報／尤克強】
2007.03.24 02:39 am

四年多前我自己愛上了英詩，懷抱著「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的理想和「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勇氣，一頭栽進了英詩翻譯的領地。在2004年出版了第一本英詩翻譯散文集《用你的眼波和我對飲》，獲得了不少讀者的鼓勵，接著於2005年出版第二本《當秋光越過邊境》。現在又要出版第三本《未盡的春雨珠光》了，看來我對詩歌的熱愛，當真是「無邊春雨滴不盡，隱隱珠光意綿綿」啊！
回顧起來，這三本書的文章先後其實也反映了我個人在英詩美學上跋涉的痕跡。第一本代表我剛剛進入英詩領域，正在努力探索英詩基本功的過程，因此內容比較偏詩歌的格律和詩人的傳記，可以說是一個「求真」的階段。第二本顯示我漸漸借用詩歌的哲理來反映實際人生的悲歡離合，隱含較多生命愁苦的惻隱之心，可以說是一個「求善」的階段。第三本完成於我走出喪父和亡弟的傷痛，開始認真思考生命存在的意義和積極生活的方式，而更加沉醉於詩歌的「音、形、意」所賦予的整體快感———也因此才敢於「不怕被嘲笑」而親自錄下幾首自己朗讀的英詩，這可以說是一個「求美」的階段了。
我在欣賞英詩經歷過「真、善、美」三個長期階段，在翻譯每一首英詩時也經歷過類似「真、善、美」的短期過程。美國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 1874－1963）曾說：「詩經過翻譯之後，詩意就不見了」（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作家平路也說過：「寫詩是極難，翻譯詩則是難上加難，艱難如行走水上；如果偶有所得，僥倖得像一種神蹟……詩對文字的要求，正是濃縮、精煉、澄澈、準確，以及最重要的音樂性，透過翻譯，不見了。」而在這麼多從事英詩翻譯的學者和專業人士中，我的確有心想走出一條不同的路。經過了親身翻譯三本英詩的歷練，我累積了一些個人心得供大家參考。
首先，嚴復先生所倡導的翻譯三標準「信、達、雅」──我將之對應為「真、善、美」———調整為「達、信、雅」。為什麼我把「達」放在第一位呢？因為我自己也讀過一些看不懂的詩，深深覺得「如不能達，信、雅何用？」所以我盡量用一般人了解的口語來翻譯，以便能「達」，亦即先讓讀者看得懂。然後我會根據原詩的文字盡量求信──亦即「準確」。在「求信」的階段，我以「直譯」（literal translation）為優先，不得已時才「意譯」（free translation）。這個原則也是傅浩先生在《說詩解譯》中所說的：「應該時刻緊扣原文，從原文出發，實在無法直譯時，不得已可以向後退一步；如果還是繞不過去，就再退遠一點；總之應盡量靠近原文，而不應一上來就自由翱翔，飛得沒邊了。」
先求「達、信」再求「雅」的過程，有點像是「逆勢創作」。愛爾蘭詩人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寫詩通常也是經過兩道程序：第一步先寫成散文，再修改成詩。我譯詩也是如此：先翻譯成「達、信」的散文分行，再琢磨中文，想像意境，提煉出「濃縮、精煉、澄澈」的「詩意」（poetry）。譯詩之難，真正難的是這個第二步———保留詩意。雖然許多英詩翻譯的前輩們提出了「以頓代步」的技巧，但因為中、英文字的基本差異———中文是單音文字，英文是拼音文字———強求頓數（stops）和步數（meters）的一致性在我看來是徒勞而沒有必要的！我固然也努力地尋求每行譯詩節奏（rhythm）的重複性，也會刻意運用中文的對稱、行中韻、近似韻和連續韻來增加朗讀的音樂性，但是我從來不強求中文的音樂性能和英文的音樂性相對應———如偶有對應，也應視之為「美麗的巧合」吧！
為了說明以上的過程，我以翻譯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以下的詩句為例：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第一個階段所得到的散文分行如下：
從一粒沙裡看世界
從一朵野花看天堂
手掌中握緊無限
一剎那即是永恆
第二個階段的定稿如下：
一沙一大千
一花一桃源
乾坤執掌心
永恆一瞬間
讀者們可以看出：「大千」取自「大千世界」；「桃源」取自「桃源仙境」；因為「無限」（infinity）在原詩中本來是空間的概念，所以我用「乾坤」來取代；用「一瞬間」取代「一剎那」，是為了韻；前兩行是由小（沙、花）看大（大千、桃源），後兩行是由大（乾坤、永恆）看小（掌心、瞬間）；「千、源、間」三字的押韻，增加了音樂的效果。我個人覺得這樣的翻譯，相當接近了平路女士所提出的挑戰：在翻譯之後如何保留原來的詩意———濃縮、精煉、澄澈、準確，以及最重要的音樂性。
我並沒有把翻譯英詩當成枯燥的學術研究，只想努力地拉進中文讀者和英詩之間的距離。由於每個人對文字的體會都不相同，我深切了解「翻譯永遠有更好而沒有最好」。行年漸長，近日來的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令我憂心，但我卻能在英詩的欣賞與翻譯中，找到一彎恬靜的避風港。想起了約二十年前讀過的一段話：「風中的鳥兒最會飛翔，雨中的玫瑰最早開放，風雨中的人最善於走出憂傷。」就讓我把《未盡的春雨珠光》獻給「走出憂傷的人」吧──希望詩歌也能幫助你們平復憂愁，為你們的人生帶來春雨珠光的無限美感。
【2007/03/24 聯合報】@ http://ud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