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水無香——記翻譯家楊憲益先生 周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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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網>>傳媒>>傳媒專題>>傳媒期刊秀：《對外大傳播》>>2004年 2004年11月26日14:26



真水無香——記翻譯家楊憲益先生
周謹
20世紀70年代后期，楊憲益和戴乃迭夫婦開始了翻譯《紅樓夢》的巨大工程。此書於1978～1980年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譯文書名為“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在“2004 中國譯協第五屆全國理事會暨首屆中國翻譯成就展”即將在北京召開之際，我們拜訪了剛剛做完手術的楊憲益先生。

當得知要採訪楊憲益先生的時候，筆者便四處請教有沒有人讀過英譯本《紅樓夢》。結果，新華社對外部一位資深的英文記者這樣說：“我看過兩遍，太美了，我真想見見先生，即使見不到先生，我也想在先生的家附近轉上兩圈也好啊。”

這樣的話聽多了，等再稱呼“先生”的時候，便越發從心底裡生出敬佩之情。

提到楊憲益先生，就不能不說起他的夫人戴乃迭。在翻譯界，做中文外譯工作的人很少，像先生這樣的夫妻合作，更是絕無僅有。他們不僅翻譯了《紅樓夢》，還將《離騷》、《儒林外史》、《宋元話本選》、《唐宋詩歌散文選》、《魏晉南北朝小說選》、《魯迅選集》等上百萬字的中國文學作品譯成了英文。作為主要譯者和執行主編，楊憲益、戴乃迭共同支撐英文版《中國文學》雜志近五十年，自1951年創刊以來，這份刊物一度是中國文學作品走向世界的惟一窗口。

遺憾的是，五年前，夫人戴乃迭因病去世，隻留下先生獨自一人呆在什剎海邊上一座寧靜的小院中。

與英國才女珠聯璧合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結發糟糠貧賤慣，陷身囹圄死生輕。

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歸我負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從來銀漢隔雙星。

這是楊憲益先生在愛妻戴乃迭去世之后寫下的一首緬懷詩曾在本刊編發過。在先生與愛妻戴乃迭相濡以沫將近六十年的歲月裡，熟悉他們的人說，這樣恩愛不渝的夫妻是很少見的。六十年來，楊憲益和戴乃迭的名字從來沒有分開過，即使今天接受我們拜訪的隻有楊憲益一個人。

夫人戴乃迭的素描畫像就端挂在客廳的牆壁上，楊夫人戴乃迭原名格拉蒂絲·瑪格麗特·泰勒（Gladys Margaret Tayler），她的父親是一位英國傳教士。出生在北京的戴乃迭，自幼就對中國、對北京有著濃厚的興趣和相應的情感。1936年，楊憲益進入英國牛津大學學習，並通過一位朋友認識了戴乃迭。不久，戴乃迭發現，先生是個非常有趣的同伴，而且精通中國古典文學。

大概正是楊憲益身上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味道，讓戴乃迭愛上了他。后來，戴乃迭干脆改學中文，成為牛津大學攻讀中文學位的第一人。正是生活、情致和事業上的志趣相投，使他們成了彼此的知己，也為日后共同的翻譯工作鋪就了坦途……

1940年，楊憲益畢業回國，與六年前他獨自漂洋過海相比，這次他帶回了21歲的戴乃迭，很難想象這樣一位年輕漂亮的英國姑娘，怎麼會跟隨楊憲益來到當時正處於戰亂之中的中國。但從兩人走到一起的那天起，他們兩人便作為一個整體面對人世間的一切。

回國后，楊憲益夫婦不斷地在中國西南的各個城市之間奔波，生活非常辛苦。直到1943年，友人推薦他們去了梁實秋領導的國立編譯館。當時的國立編譯館隻有人從事將西方經典翻譯成中文的工作，還沒有人進行中文外譯。事實上自19世紀末以來，與外文中譯的繁盛景觀形成鮮明對比，中文外譯一直就顯得勢單力薄。所以，直到20世紀四十年代，西方人對中國文史經典還幾乎一無所知。梁實秋希望楊憲益夫婦能去領導一個部門，專門從事將中國經典翻譯成英文的工作。

當時楊憲益選擇了翻譯《資治通鑒》，因為覺得“有人還沒看到過”。雖然由於戰爭原因，最終《資治通鑒》的英文譯稿不幸丟失，沒有出版，但這是中國學者主動向西方介紹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楊戴兩人的中文外譯事業也從此開始起步。

很快，楊憲益發現：在翻譯上,他和戴乃迭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常常是楊憲益手捧中國的古典名著流暢口譯，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機飛翔一般流動。

在楊憲益看來，有了戴乃迭的幫助，似乎沒有什麼是不可以翻譯的。就連中國的《楚辭》也不例外。簡單來講，翻譯就是把某一種文字，翻譯到第二種文字。“就是這麼一回事”。先生說，“要是原本你懂了，你翻譯成外文都沒錯。”

1951年楊憲益夫婦接到中國外文出版社的邀請來到北京，當時外文出版社（現中國外文局前身）剛剛創立英文版《中國文學》雜志，這標志著向西方社會系統介紹中國文學作品的開始。在這一時期，楊憲益夫婦以驚人的速度翻譯了大量中文作品。

三卷本的《紅樓夢》英譯本便是此間的作品，這是至今為止惟一一部中國人翻譯的全譯本，另外僅有的一個全譯本是英國漢學家霍克斯翻譯的《石頭記》。《紅樓夢》兩個英文全譯本的出版，不僅是中國和英語國家文化交流的大事，也是文學翻譯的大事，它促進了中國古典小說的翻譯進程。在此后不到十年的時間裡，相繼又出版了由沙博裡翻譯的《水滸傳》（Outlaws of the Marsh,1988）等其他三部中國古典文學的英文全譯本。

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半世紀的情緣與生活，可以說歷盡了艱辛——他們在“文革”中共同蹲過監獄，長子精神失常后在英國自焚……直到他們從外文局離休之后情況才有所好轉，兩位老人攜手一起上街買菜、挂號看病。可惜，進入暮年的戴乃迭身體欠佳，她不大講話也不大出門，楊憲益便寸步不離的陪伴她，陪伴她走完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可以說，楊憲益、戴乃迭以他們事業上和生活上的完美結合創造了一個中西文化親密無間水乳交融的獨特范例。幾十年來，他們珠聯璧合的合作使他們雙雙獲得了“譯界泰斗”的美譽，他們不僅創造了翻譯史上的奇跡，更用一生成就了一個傳奇。

戴乃迭走后，楊憲益的生命仿佛也隨之凝固。他停止了翻譯工作，隻有他們留下來的上百萬字的翻譯作品將永遠留在人們心中。

翻譯名家的凡人生活

先生的學問不挂在臉上，也不挂在嘴上。換句話說，他從來不“嚇唬老百姓”，不以其所有驕人之所無。他的學問融入了他全部的教養，平時待人，從不見疾言厲色。酒邊對客，《世說新語》式的機智和英國式的幽默，都化為尋常口頭語，不緊不慢地說出。

“其實這些年來，我也沒做什麼太多的事，也就是翻譯點德文，翻譯點法文，翻譯點希臘文，翻譯點意大利文，要不就翻點英文什麼的﹔數量也不太多，也就是把《紅樓夢》、《老殘游記》和《儒林外史》給譯成了洋文，介紹到歐美去了。別的事情嘛，我也沒做更多的什麼……”楊先生端坐在沙發上，字正腔圓地說著。

先生品酒不就菜，干喝。這使得一提起楊憲益先生，人們自然立即會聯想到外文與喝酒，因為這正是構成楊憲益形象密不可分的兩個特征﹔楊老在外文翻譯和外國文化研究領域的成就，同被譽為“酒仙”的美名一樣，都被人熟知。在筆者採訪的過程中，先生的妹妹楊敏如嗔怪哥哥，“你不要做酒仙。”先生馬上接了一句“酒鬼”。在座的人都樂了。

2003年下半年，楊憲益患了一次腦血栓，他的右手握不了東西，行走也不那麼方便了。從此，在醫生勸告下，他戒了酒。這個終生“情有別鐘煙與酒”的人，告別了喝了一輩子的烈性白酒。如今，隻有心愛的香煙陪伴這個九十歲的老人了。

楊先生現在年歲大了，不怎麼出門。我們看望楊先生的時候，他還一邊抽著煙，一邊詢問老朋友們的近況。啟功、黃永玉、黃苗子一個個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響亮的名字從他嘴裡緩緩吐出。就這樣，在一個有著明媚陽光的秋日午后，在先生中西合璧的家中，筆者讀出了先生身上濃郁的人情味兒。現在，聊天和憶舊已經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採訪的過程中，他始終坐在沙發上。聊天、抽煙，間或沉默的看著某個地方。這個時候常常讓人不忍心打斷他沉浸在往事中的思緒。

先生端庄樣子，一看就是那種大家氣派的學者。楊憲益出生在一個銀行家的家庭裡。在英國牛津大學讀書時，當時與他同學的中國留學生中間，就有當時已經是名響文壇的大師錢鐘書，和愛寫閑適小品文章的梁實秋。早在那時起，楊憲益就熱衷把中國的古典文學譯成英文，陸續把《楚辭》、《聊齋志異》、《老殘游記》及部分《資治通鑒》等介紹到了國外，成為使中國古典文學最早走向世界的先驅。

六十年代初，楊憲益夫婦開始翻譯《紅樓夢》，其間曾一度中斷，最后於1974年完成。《紅樓夢》是一部權威性著作，因此楊憲益夫婦傾向於採用較為保守的直譯法，盡量避免對原文做出改動。楊憲益強調“翻譯時不能做過多的解釋。譯者應盡量重視原文”，否則，“就不是翻譯，而是改寫了。”正是通過楊戴的翻譯，西方人真正讀懂了曹雪芹筆下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故事。

與楊憲益先生聊他的翻譯專業是一種極大的享受，他能把許多枯燥的工作調侃得妙趣橫生。

“翻譯沒有什麼難的，毛澤東覺得中國的《楚辭》是跟外國的東西都不一樣，這不能翻譯的。就問我‘你翻譯過《楚辭》，《楚辭》能翻譯嗎’？我就說主席，什麼東西都可以翻譯。楚辭也不了例外。”

對於如何正確處理翻譯中存在的原著風格和譯者風格的問題。筆者提出霍克斯的翻譯自由度似乎更大一些，霍譯本中普遍的以“紅”易“綠”就是這樣的例子。（筆者注：“紅色”當時在西方人觀念中常常與“鮮血”、“暴力”等此聯系在一起，為了避免這一誤解，霍克斯將原文中很多“紅”都改成了英文中與“紅”涵義相近的“綠”。）“我重視原文，比較強調‘信’。古人說了三個字：信、達、雅。當然，光‘信’不‘達’也是不可能，那是不要人懂。所謂‘信’，就是不能（和原文）走得太遠。如外國人覺得rose（玫瑰）很了不起，（能夠代表愛情等美好的事物）而中國人覺得牡丹是最好的，把玫瑰翻譯成牡丹，這就隻做到了‘達’，忽略了信”。

是真名士亦風流

楊憲益集翻譯家、文化史學者和中國古典詩人為一身，和夫人戴乃迭的翻譯合作模式更成了千古之“絕唱”。借用黃苗子先生的詩來形容先生，“卅載辛勤真譯匠，半生漂泊假洋人”。區區十四個字，把他老先生栩栩如生地勾畫了出來。

但讓我記憶深刻的還是採訪中的兩個細節。一次是當我們問候先生的健康時，提到剛剛做完的膽結石切除手術，楊敏如提到一位朋友將紅色的膽結石裝在架子上，當作裝飾品擺放在自己家的客廳裡。先生說“這有什麼奇怪的”，隻可惜先生的膽結石是“灰灰的小石頭，一二十個，不好看”，隻得作罷。另一次是聊了整整一下午，我們怕先生太累，便起身告辭。臨走時，先生讓妹妹挑書櫥裡喜歡看的書拿走，這讓筆者十分的意外，印象裡文人對書的愛好超越了一切，而先生似乎對這些身外之物看得極淡。

聽人說，先生將收藏的諸多明清字畫，全都無償捐獻給故宮等處，書架上已找不齊一套半套夫婦倆人幾十年間翻譯出版的著作。先生的作風，讓筆者想起來“竹林七賢”般的名士。名利於他們，真正是塵土一般。

總之，重情、洒脫、辛辣、幽默、風趣，這些大概都可算是楊老性格中的特質。

（感謝《青山在》的“老兵”陳有升和《中國翻譯》宋洪瑋為本文提供資料和建議）

（供稿：《對外大傳播》雜志）




（責任編輯：劉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