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黛雲：我如何走上比較文學之路 中華讀書報

樂黛雲：我如何走上比較文學之路

中國網 | 時間： 2002-07-17 | 文章來源： 中華讀書報

我追隨前輩，走上比較文學之路，是偶然，也是必然。70年代中期，北京大學招收了一些留學生，我被分配去教一個留學生班的現代文學。我的這個班20余人，主要是歐美學生，也有從澳大利亞和日本來的。為了給外國學生講課，我不能不突破當時教中國現代文學的一些模式，我開始講一點徐志摩、艾青、李金髮等“資產階級”作家。為了讓我的學生較深地理解他們的作品，我不得不進一步去研究西方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以及它們在中國傳播的情形。這一在學術界多年未曾被研究的問題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我開始系統研究20世紀以來，西方文學在中國是如何被借鑒和吸收，又是如何被誤解和發生變形的。
從對早期魯迅和早期茅盾的研究中，我驚奇地發現他們不約而同都受了德國思想家尼采很深的影響。再進一步研究，發現這位30年來被視為煽動戰爭，蔑視平民，鼓吹超人的極端個人主義者尼采的學說竟是20世紀初中國許多啟蒙思想家推動社會改革，轉變舊思想，提倡新觀念的思想之源。無論是王國維、魯迅、茅盾、郭沫若、田漢、陳獨秀、傅斯年等都曾在思想上受到尼采深刻的影響。事實上，尼采學說正是作為一種“最新思潮”為中國知識分子所注目。尼采對西方現代文明的虛偽、罪惡的揭露和批判，對於已經看到並力圖避免這些弱點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來說，正是極好的借鑒。他那否定一切舊價值標準，粉碎一切偶像的破壞者的形象（這種形象在中國傳統社會從來未曾有過），他的超越平庸，超越舊我，成為健康強壯的超人的理想都深深鼓舞著正渴望推翻舊社會，創造新社會的中國知識分子，引起了他們的同感和共鳴。無論從魯迅塑造的狂人所高喊的“從來如此——便對麼？”的抗議，還是郭沫若許多以焚燬舊我，創造新我為主題的詩篇，都可以聽到尼采聲音的迴響。但是尼采學說本身充滿了複雜混亂的矛盾，他的著作如他自己所說，只是一個山峰和另一個山峰，通向山峰的路卻沒有。各種隱晦深奧的比喻和象徵都可以被隨心所欲地引證和曲解。因此，尼采的學說在不同時期也就被不同的人們進行著不同的解讀和利用。

1981年，我根據上述理解，寫了一篇《尼采與中國現代文學》發表于北京大學學報，引起了相當強烈的反響。客觀他說，這篇文章，不僅引起了很多人研究尼采的興趣，而且也開拓了西方文學與中國文學關係研究的新的空間。1986年，北京大學第一次學術評獎，這篇文章還得了一個優秀論文獎。事隔五六年，還有人記起這篇文章，我很覺高興。後來，它又被選進好幾種論文集，並被譯成英文，發表在澳大利亞的《東亞研究》上，與研究尼采同時，我編譯了一本《國外魯迅研究論集》（北京大學版社，1981）。由於和留學生接觸，我看到了許多國外研究魯迅的論文，我的英語也有所長進。30年的封閉和禁錮，我們幾乎和國外學術界完全隔絕，我在這些論文中真像發現了一個新天地。我感到這些論文在某些方面頗具特色。例如談到魯迅的思想變化時，把魯迅和一些表面看來似乎並無關聯的西方知識分子如布萊希特、薩特等人進行了比較，指出他們都甘願犧牲舒適的環境去換取不確定的未來；他們都不相信未來的“黃金世界”會完美無缺；也不想從他們正在從事的事業索取報償；他們理性的抉擇都曾被後來的批評家們誤認為一時衝動或由於“絕望”，甚至是受了“現代符咒——革命”的“蠱惑”！這樣的比較說明瞭魯迅的道路並非孤立現象，而是20世紀前半葉某些知識分子的共同特色。這部包括美、日、蘇、加拿大、荷蘭、捷克、澳大利亞7個國家，20篇文章，並附有《近二十年國外魯迅研究論著要目》（270篇）的《國外魯迅研究論集》對國內魯迅研究，也許起了一些開闊視野，促進發展的作用；對我自己來說，則是使我初步預見到對並無直接關係的不同文化之間的文學作品進行“平行研究”的巨大可能性。我于1987年寫成的一篇論文《關於現實主義的兩場論戰——盧卡契對布萊希特與胡風對周揚》就是沿著這樣的思路來寫的。這篇文章1988年發表于《文藝報》，同年10月為《新華文摘》所轉載。在1988年國際比較文學第12屆年會（慕尼黑）上，我提交了這篇論文，後來被選入了大會論文集。

1980年以來，北京大學的季羨林、李賦寧、楊周翰、楊業治、金克木等教授都對比較文學表示了程度不同的興趣，加上當時楊周翰先生的博士生張隆溪和我，還有一些別的人，我們一起于1981年1月成立了中國第一個比較文學學會——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會，由季羨林教授任會長，錢鐘書先生任顧問；我則充當了馬前卒，號稱秘書長。學會生氣勃勃，首先整理編撰了王國維以來，有關比較文學的資料書目，同時策劃編寫《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叢書》，並出版了《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會通訊》。

這年夏天由於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得到了美國哈佛一燕京學社的資助，去哈佛大學進修一年。我對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嚮往已久，這不僅是因為它的創辦者之一白璧德教授（Irving Babitt）對於東西方文化的匯合曾經是那樣一往情深，也不只是因為20年代初期由哈佛歸來的“哈佛三傑”陳寅恪、湯用彤、吳宓所倡導的“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為東西文化的匯合開闢了一個嶄新的學術空間，還因為1981年正在擔任哈佛東西比較文學系系主任的紀延教授（ClaudioGumen）多次提到：“我認為只有當世界把中國和歐美這兩種偉大的文學結合起來理解和思考的時候，我們才能充分面對文學的重大的理論性問題。”他的這一思想深深地吸引了我。遺憾的是在哈佛的一年，由於我的英語不夠好，我始終未能和紀延教授深入討論我想和他討論的問題，但我卻大量閱讀了比較文學的基礎理論和有關資料，進一步提高了我的英語水準。

1982年和1983年，我有幸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邀請為客座研究員，在那裏，我結識了白之教授（Cyril Birch）和斯但福大學的劉若愚教授（James Liu）。著名的跨比較文學系和東亞係的白之教授是我的學術顧問，他對老舍和徐志摩的研究，特別是對他們與外國文學的關係的研究都給了我很大的啟發。我很喜歡參加白之教授的中國現代文學討論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討論趙樹理的小說《小二黑結婚》。同學們各抒己見，談談各自對書中人物的看法。一位美國學生說，她最喜歡的是三仙姑，最恨的是那個村幹部。這使我很吃驚，過去公認的看法都認為三仙姑是一個四十多歲，守寡多年，還要塗脂抹粉，招惹男人的壞女人；村幹部則是主持正義，訓斥了三仙姑。但這位美國同學也有她的道理：她認為三仙姑是一個無辜受害者。她也是人，而且熱愛生活，她有權利追求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但卻受到社會的歧視和欺壓；村幹部則是多管閒事，連別人臉上的粉擦厚一點也要過問，正是中國傳統的“父母官”的模式。我深感這種看法的不同正說明瞭文化和社會價值觀念的不同。這種不同不僅無害，而且提供了理解和欣賞作品的多種角度。正是這種不同的解讀才使作品的生命得以擴展和延續。這個討論班給我提供了很多這類例子，使我在後來的比較文學教學中論及接受美學的原理時有了更豐富的內容。

在伯克利的兩年裏，我精讀了執教于斯坦福大學的劉若愚教授所寫的《中國詩學》和《中國文學理論》以及他關於李商隱詩的一些相當精闢的論述，並和他進行過多次討論。他對中西詩學都有相當深的造詣，他的思考給了我多方面的啟發。首先是他試圖用西方當代的文學理論來闡釋中國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文論，在這一過程中確實不乏真知灼見，而且開闢了許多新的研究空間，但是，將很不相同的、長期獨立發展的中國文論強塞在形上理論、決定理論、表現理論、技巧理論、審美理論、實用理論等框架中，總不能不讓人感到削足適履，而且削去的正是中國最具特色、最能在世界上獨樹一幟的東西。其次，我感到他極力要將中國文論置於世界文論的語境中來進行考察，試圖圍繞某一問題來進行中西文論的對話，得出單從某方面研究難於得出的新的結論。事實上，這兩方面正是我後來研究比較文學的兩個重要路向。

1984年夏天我回國，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已經有了新的進展：1981年，遼寧省率先成立了全國第一個地方性比較文學研究會，並在三年內，接連開了三次學術討論會；1983年6月，在天津召開的外國文學學會年會上，舉辦了一次全國性的比較文學討論會；緊接著，第一次中美雙邊比較文學研討會在北京召開（1983年8月），大會由錢鐘書先生致開幕詞，劉若愚、厄爾·邁納（Earl Miner）、西裏爾·白之（Cyril Birch）和王佐良、楊周翰、許國璋、周王玉良、楊憲益等世界著名教授都參加了大會。看來，成立全國比較文學學會的時機已經成熟，1985年10月，由35所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共同發起的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在深圳大學正式成立，大會選舉季羨林教授擔任名譽會長，楊周翰教授擔任會長。從此，中國比較文學走上了向“顯學”發展的坦途。（摘自《跨文化之橋》，樂黛雲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3月）

中華讀書報2002/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