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 翻譯苦‧翻譯樂 《台北人》中英對照本的來龍去脈 -- 白先勇

翻譯苦‧翻譯樂 《台北人》中英對照本的來龍去脈 -- 白先勇

　

為了製造氣氛，我們一邊譯，一邊聽梅蘭芳的崑曲〈遊園驚夢〉，佩霞經過音樂訓練的耳朵，聽幾遍〈皂羅袍〉也就會哼了……

　

今年七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台北人》的中英對照本，英譯是採用一九八二年印地安那大學出版的本子，重新做了修訂，並且把書名也還了原：Taipei People。每本書的出版背後大概總有一段故事，《台北人》從英譯本到中英對照本都是一項「團隊工作」（teamwork），主編高克毅（喬志高）先生，合譯者葉佩霞（Patia Yasin），以及原作者我自己三個人各就各位，群策群力，共同完成的一樁相當費時吃力的文字工程。印大的英譯本從一九七六年開始，八一年完成。五年間，我們這個「翻譯團隊」由高先生領航掌舵，其間有挫折、有顛簸，但有更多的興奮、喜悅，「團隊」的士氣一直很高，乘風破浪，終於安抵目的地。

　

高克毅對美語的來龍去脈比美國人還清楚

　

出版《台北人》英譯本最先是由於劉紹銘與李歐梵向印大推荐，因為印大出版社那時正好有出版一系列中國文學作品英譯的計畫。但在此之前，《台北人》有兩篇小說，〈永遠的尹雪艷〉、〈歲除〉已經譯成英文刊載在《譯叢》雜誌一九七五年秋季號上。前者由余國藩教授及他的學生Katherine Carlitz合譯，後一篇的譯者為Diana Granat。這兩篇譯文，我們後來稍加修改，也收入了《台北人》的英譯本中。《譯叢》（Renditions）是高克毅先生及宋淇先生於一九七三年創辦的，屬於香港中文大學翻譯中心。這是一本高水準、以翻譯為主的雜誌，對香港翻譯界以及英美的漢學界有鉅大影響。中國文學作品的英譯，由古至今，各種文類無所不包，而其選材之精，編排之活潑，有學術的嚴謹而無學院式的枯燥，這也反映了兩位創始人的學養及品味。一九七五《譯叢》的秋季刊是高先生自己主編的，我也因《台北人》的英譯，與高先生開始結下了長達二十多年的文字因緣。參加《台北人》英譯，是我平生最受益最值得紀念的經驗之一。

　

如果說我們這個「翻譯團隊」還做出一點成績來，首要原因就是由於高先生肯出面擔任主編。大家都知道高先生的英文「聒聒叫」──宋淇先生語，尤其是他的美式英語，是有通天本事的。莫說中國人，就是一般美國人對他們自己語言的來龍去脈，未必能像高先生那般精通。他那兩本有關美式英語的書：《美語新詮》、《聽其言也?美語新詮續集》一直暢銷，廣為華人世界讀者所喜愛，他與高克永先生合編的《最新通俗美語詞典》更是教人嘆為觀止。高先生詮釋美語，深入淺出，每個詞彙後面的故事，他都能說得興趣盎然，讀來引人入勝，不知不覺間，讀者便學到了美語的巧妙，同時對美國社會文化也就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因為高先生說的那些美語故事，其實反映了美國的社會史、文化史。高先生的英文能深能淺，雅俗之間，左右逢源。他那本Cathay by the Bay（《灣區華夏》）把舊金山的唐人街寫活了，那些金山伯的一言一行，都被他一手幽默生動的英文刻劃得維妙維肖，不是美國通，寫不出這樣鮮龍活跳的英文。但他的英文又有深藏不露的一面，一九七八年《譯叢》刊載了他那篇回憶老舍的文章：◆Lao She in America─Arrival and Departure"（中文原文發表於《聯合報》），這篇文章綿裡藏針，分析老舍在美國的生活以及一九四九年離美回返中國前夕複雜矛盾的心情，冷靜客觀，隨處暗下針砭，表面卻不動聲色，英文用字的分寸拿捏恰到好處，讀來非常過癮，這應該是研究老舍的一篇重要史料文獻。光是英文好，並不一定能成為翻譯大家，高先生的中文功夫也是一流的，就讀讀他那些行雲流水舉重若輕的小品文就知道了，所以他中譯的幾本美國文學經典：費茲傑羅的《大亨小傳》、奧尼爾的《長夜漫漫路迢迢》以及伍爾夫的《天使，望故鄉》譯作本身也就成為了典範。尤其是《大亨小傳》不容易譯，這是費茲傑羅的扛鼎之作，也是美國小說中之翹楚，費茲傑羅文字之精美在這本小說中登峰造極，高先生譯《大亨小傳》，把原著的神髓全部抓住。這就需要對美國文化的精萃有深刻體認才做得到。高先生曾長期居住紐約，那正是這本小說的背景。能夠優遊於中英兩種語文之間，從心所欲不踰矩的作家不多，高克毅先生是一個例外。

　

我們「翻譯團隊」的第二位要角是葉佩霞，佩霞（Patia）是生長在紐約的猶太人，出身書香世家，父親Harold Rosenberg是美國首屈一指的藝術評論家。佩霞從小耳濡目染，熱愛文學音樂，她熟讀莎士比亞，一段一段會背的，又因為長居曼赫頓，住在Lower East Side，街頭巷尾的俚語俗話，耳熟能詳，所以她的英文也能雅俗並兼。佩霞對東方文化悟性特高，她的博士專業是研究日本民俗音樂，她到日本留學，專訪昭和時代遺留下來的老藝妓，跟她們學唱日本民歌。佩霞出師後，東瀛歸來，手抱三味弦，輕攏慢撚，淺唱低吟，我的日本友人聽後大為絕倒，以為有京都音。佩霞在我們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音樂系教授民俗音樂，她常常來旁聽我的中文課，也到過台灣進修中文。我力邀她參加我們的「翻譯團隊」，佩霞欣然同意，而且從頭到尾幹勁十足，也是因為《台北人》英譯的機緣，我與佩霞結下了二十多年的深厚友誼。

　

為找合適的字句翻遍字典，摘髮頓足

　

我自己中文英譯的經驗有限，只有在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室」唸書的時候，把自己的幾篇小說譯成英文，作為碩士論文，「作家工作室」規定，碩士論文須用創作。嚴格說來，那不算翻譯，只能說我用英文把自己的小說重寫一遍。後來我把〈謫仙記〉也譯成英文，經夏志清先生精心修改後收入他編的那本《中國二十世紀短篇小說》選集中，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英文不是我的母語，用於創作就好像左手寫字，有說不出的彆扭。我知難而退，就再沒有用英文創作的打算。參加《台北人》的「翻譯團隊」可以說完全是一種巧合。

　

因為有高先生做我們的靠山，我與佩霞心中相當篤定，我們知道有這位譯界高手把場，我們的翻譯不致於滑邊。佩霞與我定下一個原則，翻譯三律「信、達、雅」 我們先求做到「信」，那就是不避難不取巧，把原文老老實實逐句譯出來──這已是了不得的頭一關。當初寫《台北人》，隨心所欲，哪裡想得到有一天自己也要動手把裡面的故事一篇篇原封不動譯成外國文字？當時只求多變，希望每篇不同，後來寫出來十四篇小說各自異調，這就給譯者出了一個大難題。翻譯文學作品我覺得語調（tone）準確的掌握是第一件要事，語調語氣不對，譯文容易荒腔走板，原著的韻味，喪失殆盡。語調牽涉用字的輕重、句子的節奏、長短、結構，這些雖然都是修辭學的基本功，但也是最難捉摸的東西。我和佩霞合譯的第一篇，又偏偏選中了〈遊園驚夢〉，這是《台北人》系列結構比較複雜，語調多變化的一篇，而且還涉及特殊的中國文化背景。我先花一番工夫對佩霞講解〈遊園驚夢〉裡那一群崑曲藝人的戲夢人生，幸虧佩霞的古典文學底子深，《史記》、《杜詩》、《紅樓夢》的英譯本她都看過，而且極為傾倒，〈遊園驚夢〉的世界她很輕易便進去了。為了製造氣氛，我們一邊譯，一邊聽梅蘭芳的崑曲〈遊園驚夢〉，佩霞經過音樂訓練的耳朵，聽幾遍〈皂羅袍〉也就會哼了。然而把這篇小說轉換成另外一種文字，卻也費了我們九牛二虎之力，我們逐字逐句的琢磨，有時候找不到合適的英文字句，翻遍字典，摘髮頓足也於事無補，我們兩人拿著放大鏡查遍OED（牛津英語字典），偏偏就找不到le mot juste，（正確字眼），〈遊園驚夢〉裡又引了幾段《牡丹亭》的戲詞，這幾段戲詞對整篇小說的主題頗為關鍵，《牡丹亭》早有白之（Cyril Birch）教授的英譯本，白之的譯文當然典雅，但佩霞覺得引用人家的譯文到底不算本事，不如自己動手。她譯出來的這幾段戲文，頗有點伊莉沙白時代英語的味道，湯顯祖的《牡丹亭》成於十六世紀，所以倒也不算時代錯亂。

　

我們的初譯稿只能算是一個相當粗糙的坯胎，這個粗坯要送到我們的主編高先生那裡，仔細加工，上釉打彩，才能由達入雅。就在高先生修改潤飾我們初稿的過程當中，我才深深體認到高先生英文的真功夫。他增刪一字一句，往往點石成金，英文字在他手中，好像玩魔術，撒豆成兵，全變得活生生起來。改別人的譯稿，最費工夫，改得太多，面目全非，失去改稿的初衷。高先生不僅是一位經驗豐富而且也是最能體貼人心的編輯。他修改我們的稿子，雖然很細很嚴，但他總設法儘量保持原有架構，不使其失卻原貌。我與佩霞每次接到高先生的修訂稿，一面讀一面讚嘆，佩服得五體投地。佩霞多才多藝，對自己的文字功夫頗自負，要她服貼，並不容易，有時我們認為譯得得意的地方，被高先生一筆勾銷，不免心疼，再上訴一次，如果高先生覺得無傷大雅，也會讓我們過關。宋淇先生在《鼠咀集》（喬志高著）的序文中對高先生有這樣一段評語：

說起來奇怪，喬志高自己也許不知道，他本身就集中國人的德性於一身。同他接近的人都有一種如沐春風的感覺，來自他的和藹性格，令人想起《論語》第一章的：「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翻譯團隊每人皆付出高度心力

　

這是知言，以高先生在翻譯界名望之重，我們跟他一起工作，一點也不感到壓力，真是如沐春風。他讓我們任意馳騁，過了頭的地方，自然會把我們兜轉過來，但我們有一二創見，他也會替我們撐腰。例如〈思舊賦〉這篇小說，是以兩個舊日官家老女傭的對話為主，我們最初是用普通英文，譯出來調子完全不對，我對佩霞說，〈思舊賦〉裡的羅伯娘跟《飄》裡的Mam-my、福克納《聲音與憤怒》中的Dilsey，這些美國南方黑人嬤嬤有幾分類似，佩霞提議那何不用美國南方方言試試？果然，譯出來生動得多，比較接近原文中對話的語氣。從前美國南方一些世家的主僕關係，跟中國舊社會裡大家庭的組織有相似之處，重人情講義氣，這兩種文化有些地方是可以相通的。我們開始還有些擔心高先生的想法，未料到高先生卻認為可行，只刪掉一些鄉土氣太重的詞句。《台北人》十四篇譯稿就這樣一來一往，五年間，高先生為審訂工作付出了驚人的心血與時間。他那些修正稿我都保存下來，捐給了我們學校的圖書館。日後如果有人對《台北人》的英譯有興趣研究，高先生的修正稿是重要參考。葉佩霞的執著精神也令人佩服，她後來不在我們學校教書了，卻在聖芭芭拉多留下一年，就是為了要翻譯這本書。那幾年我自己正在寫《孽子》，一邊譯《台北人》，創作、翻譯同時進行，也不知道怎麼磨蹭過來的。那時高先生住在華盛頓附近，我們各在美國東西兩岸，只靠書信電話聯絡，可是我們三人小組卻有一種團隊的默契，我想那是由於高先生領導有方，他做事一絲不苟高效率的敬業態度，又是美國式的了。我們在翻譯過程中，有摸索的艱苦，可是精神上卻是其樂融融的，那是一次最愉快的合作。 （上） 【2000/12/31 聯合報】

　

翻譯苦‧翻譯樂：《台北人》中英對照本的來龍去脈（中） -- 白先勇

　

為人名如何翻譯傷透腦筋

　

我在這裡隨便舉一兩個例子，看看高先生的神來之筆。中文小說英譯第一件令人頭痛的事就是中文人名，作者替他小說中人物命名，總希望能對人物的個性、背景、命運等等有所提示，啟發聯想。張飛、諸葛亮、潘金蓮、李瓶兒、賈寶玉、薛寶釵，這些人名取得好，涵意豐富，但譯成英文用羅馬拼音，那只剩下了音，失去了意，而且拼音不加四聲連音也唸不準。有些譯者也把中文名字意譯，那也不是每個中文名字都適合這樣做的。王際真（C.C. Wang）的節譯本《紅樓夢》，王熙鳳就直譯為Phoenix，西方文化中的鳳凰雖然有很不同的象徵意義，但張牙舞爪的潑悍形象倒適合了鳳辣子的個性。霍克斯（David Hawkes）譯全本《紅樓夢》時，熙鳳便變成了Xi-feng。霍克斯的譯本當然是項了不起的成就，但我覺得他把鳳姐的名字羅馬拼音化卻是個敗筆，我寧取王際真的意譯。我們譯《台北人》的人名，傷透腦筋，何時意譯，何時拼音，煞費思量。〈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中，金大班本名金兆麗，這個名字用上海話唸起來刮拉鬆脆，拼音以後，便覺瘖然。我與佩霞一時也想不出合適的意譯名字，只好向高先生求救，高先生寄回來的答案是：Jolie。佩霞與我看了拍案叫絕，這原是個法國名字，發音起來，與上海話「兆麗」很相近，又有「美麗」之意，音與意都相符，而且〈夜巴黎〉我們用法文：Nuits de Paris，因此Jolie又添了些舞廳裡的巴黎味。高先生這一著棋，使得全盤皆活。〈遊園驚夢〉裡錢夫人的妹妹月月紅也教人為難，月月紅就是月季花，當然不能用拼音，但我們查遍了有關薔薇科的辭典，也找不到一個相當的花名，原因在〈月月紅〉有個重疊詞在裡面，英文裡哪裡去找？只好又把這個難題拋給了高先生，他一下子就解決了：月月紅就譯成Red-red Rose。英國詩人朋斯（Robert Burns）有一句常為人引用的名詩句：「My Lo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月月紅的英譯便有了出典，而且英文中也有個重疊詞。月月紅花呈粉紅，隨開隨謝，原有幾分浮花浪蕊，Red-red Rose唸起來也很俏皮，十分相配。真虧高先生想出這個英文譯名來，怎能不教人服氣？

　

《台北人》中的人物引起翻譯者們的共鳴

　

七０年代中，高先生答應出任《台北人》英譯的主編後，跟我通過一次電話，電話裡他談到這本書，他說他看了〈冬夜〉那篇小說頗有所感，那一刻我覺得似乎能夠了悟到高先生的感觸。高克毅先生那一代的知識分子，身經抗日戰爭，都懷有書生報國的一腔熱情，那時高先生正在美國留學，在哥倫比亞大學念國際關係並獲碩士學位，哥大國際關係研究所以培養外交人才著名。高先生當時便進入了國民政府中宣部駐美機構任職，從事宣傳抗日的工作，那時連領袖群倫的頭號書生胡適博士也投入了抗戰行列，出任駐美大使。美國是抗戰時期外交戰場的第一線，美國參戰，援助國民政府，是抗戰勝利的一大主因。高先生以及他們那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在美國宣傳抗日是件很重要的工作。我讀到高先生寫的一些回憶抗日的文章，深為感動。然而抗戰勝利，不旋踵國民政府卻把江山也給丟了，當年投身抗日為國奔走的書生們，情何以堪，〈冬夜〉就是寫那一代知識分子黯淡的心情。編審《台北人》英譯稿是件非常費神的工作，我想若不是高先生對這本書有份特殊感情，不會輕易接過這件無價的「苦差」。

　

書譯完我們這個「翻譯團隊」當然也就解散了，佩霞回到她的紐約老家。自從譯過《台北人》後，佩霞對語言、翻譯的興趣大增，她本來就會法文、義大利文這些拉丁語系，回去紐約，她不要教書了，到紐約大學去專攻語言，土耳其文、波斯文她都修過，一邊又從事翻譯工作，佩霞認為活到老學到老樂在其中。這些年每次到紐約我總找佩霞出來吃飯敘舊，我們喜歡到城中的Russian Tea Room去吃俄國大餐，佩霞的祖父輩是從俄國來的，所以對俄國文化備感親切，她也熱愛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我們在一起敘舊，總忘不了要提到當年翻譯《台北人》的苦與樂，也常懷念高先生對待我們的長者之風。佩霞說《台北人》裡她最能認同的人物是金大班，他喜歡摹仿金大班的滿口粗話──用英文講，那篇小說中美式英語的粗話譯得很生動，她認為那是她的得意傑作。「翻譯團隊」解散了，但團隊精神卻一直維繫著我們這個三人小組。 （中）【2001/01/01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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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苦‧翻譯樂：《台北人》中英對照本的來龍去脈（下）　 --- 白先勇

　

印地安那大學出版的《台北人》英譯本，主要對象是英美人士，多數是對中國文化文學有興趣的美國大學生，對《台北人》中的人物身分不一定弄得清楚，為了避免誤解，我們便選了其中一篇篇名做為書名："Wandering in the Garden,Waking from a Dreams:Tales of Taipei Characters"譯回中文應該是：〈遊園驚夢：台北人物誌〉。這本書在印大發行了十來年，後來絕版了。兩年前，又因高先生的引薦，香港中文大學有意將《台北人》出中英對照版。隔了將近二十年，我們這個「翻譯團隊」一下子又忙碌起來，於是高先生、佩霞、與我三個人各在一方，電話、傳真又開始來來往往，一瞬間的錯覺竟好像重回到從前的時光，高先生與佩霞對這本書的熱情絲毫未減，我們把整個本子從頭過濾一遍，做了若干修正，因為是中英對照，兩種文字並排印行，更是一點都大意不得，有甚麼錯一眼就看出來了。我們的團隊這次加入了一位生力軍，中大出版社的黃小華女士，她是一位心細如髮（高先生語）的一流編輯，給我們提出不少寶貴意見，製作這本中英對照版，黃小華功勞很大。最後剩下封面設計，我去向至交好友奚淞借來一幅紅山茶，茶花已開到極盛，風華穠麗中不免有些淒愴，倒合乎書中的人物身世，這是奚淞「光陰系列」中的極品。我的第一版晨鐘出版社印行的《台北人》，封面就是請奚淞設計的，畫了一隻翩翩展翅飛向那無處的鳳凰，那是一九七一，已近三十年前。

　

文學作品譯本沒有最後的定稿

　

香港是華人地區英文程度最高的地方，大學裡普遍設有翻譯中心，台灣的大學近年來也紛紛成立翻譯系所，可見翻譯工作在華人地區愈來愈受到重視。《台北人》中英對照本的讀者就不再限於美國大學生，而應擴及港台等地對翻譯有興趣的人士。可以想見，這個版本也一定會受到更嚴格的眼光來審視，往細節裡挑挑，我相信必然也會挑出來一些可以改進的地方。文學作品的譯本恐怕沒有最後定稿這回事，世世代代都可能有新譯本的出現，不過有一定成績的舊譯本也必會在原作品的翻譯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翻譯對於文化交流的影響毋須贅言，聖經英譯、佛經中譯可以改變整個文化。不知道曾否有人深入探討二十世紀初期林紓那些西洋翻譯小說對中國社會、中國讀者產生過多大的衝擊，我想可能不亞於後來居上的好萊塢電影。林琴南一句外文不識，與人合作用文言翻譯，一面譯、一面自由發揮，居然迻譯出近兩百種西洋小說，這不能說不是中國翻譯史上一大奇蹟。據說當年他譯小仲馬一本《茶花女》就曾經賺取過多少中國讀者的眼淚。我記得我在台大的法文教授黎烈文先生，他本身也是一位翻譯名家，譯過多本法國小說，就曾大大讚賞《茶花女》的中譯書名，說林琴南譯得漂亮，如果La Dame aux Camelias譯成「茶花太太」，豈不大煞風景。的確，翻譯的巧妙就在這裡，一個女字，盡得風流。

（下） 【2001/01/02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