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3日

他們譯“紅樓” 華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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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譯“紅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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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是誰翻譯了《紅樓夢》嗎?他們就是讓金髮碧眼的癡男怨女們讀懂中國愛情故事的人。這當中,有二十七載譯“紅樓”的李治華和雅歌,有“夫妻翻譯家”——楊憲益、戴乃迭,有法國漢學家鐸爾孟,有英國的霍克斯等,真可謂“都道譯者癡,誰解其中味”!





楊憲益追譯《紅樓夢》

  你一定知道誰寫了《紅樓夢》

  你不一定知道誰翻譯了《紅樓夢》

  他,就是那個讓金髮碧眼的癡男怨女們讀懂中國愛情故事的人



  楊憲益,翻譯家、學者,業餘擅長打油詩。1916年出生於天津,1934年由天津赴英國牛津大學留學,1940年回國。1993 年被香港大學授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主要著譯有中譯本《奧德修紀》、《近代英國詩鈔》等;英譯本《儒林外史》、《史記》、《紅樓夢》等;學術小品《譯余偶拾》;回憶錄《白虎星照命》、打油詩集《銀翹集》等。

  1940年,在牛津大學學習已達六年的楊憲益,接到吳宓和沈從文的來信。他們邀他回國教希臘文學和拉丁文學,並附寄來西南聯大的聘書。楊憲益欣然啟程。正值二戰緊張時刻,他繞道加拿大、美國,經香港終於抵達重慶。1934年漂洋過海時他獨自一人,此次回國,卻帶回來一位女朋友——英國姑娘戴乃迭(Gladys)。幾個月後,他們在重慶舉辦了婚禮。為他們做證婚人的是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和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

  從此他們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

夫妻翻譯家——楊憲益 戴乃迭



  說起楊憲益和戴乃迭,人們總是稱呼他們為夫妻翻譯家,他們的合作被譽為是珠聯璧合、不可替代。六十年來,楊憲益和戴乃迭的名字從來沒有分開過,雖然,今天接受我們採訪的只有楊憲益一個人,但我們仍然可以感覺到他與戴乃迭緊緊相連。

在翻譯界,做中文外譯工作的人很少,像楊憲益、戴乃迭這樣夫妻合作的,更是絕無僅有。他們不僅翻譯了《紅樓夢》,還將《魯迅文集》、《史記選》等上百部中國文學作品譯成了英文。作為主要譯者和世紀主編,楊憲益、戴乃迭共同支撐英文版《中國文學》雜誌近五十年,自1951年創刊以來,這份刊物一度是中國文學作品走向世界的惟一窗口。

  2004年7月24日,我們來到了位於北京什剎海小金絲衚同的楊憲益家,五年前,戴乃迭因病去世,楊憲益獨自一人接受了我們的採訪。

  記者: 這個楊憲益總是和戴乃疊放在一起的?

  楊憲益:是。

  記者:她去世之後的生活,跟你以前有什麼不同嗎?

  楊憲益:我現在就是感覺到,以後到頭了。90歲了,應該告終了。

  記者:是因為你夫人不在你身邊了?

  楊憲益:對。

  記者:她在你身邊的話,你可能不會這麼想?

  楊憲益:那也許那個也再活一百歲。我現在沒有這個想法。

  戴乃迭去世之後,楊憲益再沒有翻譯任何作品,也謝絕了朋友的來往,終日與煙酒為伴。他將幾乎所有的翻譯作品都送人了,只僅剩幾本早年翻譯的小冊子,有些譯著只剩一個空殼,而書早就不見了。在他簡單的房間裏幾乎沒有什麼裝飾,但床頭卻一直挂著這幅戴乃迭去世時他寫的悼亡詩,也一直珍藏著這幅戴乃迭的畫像,

  1940年,楊憲益從英國牛津大學畢業回國,與六年前他獨自漂洋過海相比,這次他帶回了21歲的戴乃迭,很難想像這樣一位年輕漂亮的英國姑娘,怎麼會跟隨楊憲益來到當時正處於戰亂之中的中國。

  記者:如果她跟你到國內來的話,可能她會受苦。

  楊憲益:我訂婚以前,我徵求過她的意見,我說是不是到中國來,情況太困難了有點。是不是我們兩個人就算了。後來她不,她說她一定要到中國來。

  1937年,楊憲益通過一位朋友認識了戴乃迭,很快,戴乃迭發現,他是個非常有趣的同伴,而且精通中國古典文學,他們熱戀了。後來,戴乃迭乾脆改學中文,成為牛津大學攻讀中文學位的第一人。為了幫助戴乃迭學習中文,楊憲益翻譯了一些中國古代詩詞,這也許是他最早進行的翻譯工作。1940年,楊憲益畢業了。他要帶一個外國女人回來的消息傳到國內,楊家頓時一片大亂。

  楊敏如:我母親立刻就病了,我家裏親戚都接受不了,我有一姑媽是親的姑媽,我一跟她說她就大哭。我也沒辦法我就哄半天,哄半天,她們都認為這樣的人生出孩子來,沒有人要。

  另一方面,戴乃迭的母親也堅決反對她的決定,母親甚至用非常嚴厲的話警告戴乃迭。

  楊敏如:她母親說如果你跟一個中國人結婚,你將來一回沒有好下場,你的兒子一定會自殺的。

  楊憲益:兩家都不太滿意,不大喜歡我們娶一個外國的人。可是我們還是要結婚。

  1941年2月16日,楊憲益和妹妹楊敏如的婚禮在重慶同時舉行,他們還在《大公報》上雙雙刊登了結婚啟示。洋溢在幸福之中的戴乃迭完全忘記了母親的預言,她的命運從此和楊憲益、和中國緊緊聯繫在一起。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原來很富有的楊家在戰爭中從天津漂泊到重慶,財產已所剩無幾,戴乃迭到中國後沒有過上一天大少奶奶的生活,相反,她和楊憲益必須到學校教書才能維持生計。而作為一個外國人,戴乃迭還遭遇了更多意想不到的困難。

  楊敏如的採訪:戴乃迭不懂得我們中國的政治啊。學生愛她啊,她嘴裏說的話就有這個《新華日報》的消息,什麼都說啊,所以很快地他們就得了一個結婚說,戴乃迭是個共產黨,因為她長得好看,他用美人計就把這個長得不怎麼樣的一個人結婚,他們怎麼會存不下錢來呢?他們掙那麼多錢,錢哪兒去了,所以他是共產黨,就解聘了。

  此後,楊憲益夫婦不斷地在中國西南的各個城市之間奔波,生活非常辛苦,戴乃迭的工作也一直不順心,直到1943年,一位朋友推薦他們去了梁實秋領導的國立編譯館,當時的國立編譯館還只有人從事將西方經典翻譯成中文的工作,還沒有人進行中文外譯。事實上自19世紀末以來,與外文中譯的繁盛景觀形成鮮明對比,中文外譯一直就顯得勢單力薄,直到20世紀四十年代,西方人對中國史學經典還幾乎一無所知。梁實秋希望楊憲益夫婦能去領導一個部門,專門從事將中國經典翻譯成英文的工作。

  楊憲益:梁實秋問我翻譯點什麼東西?我說這個什麼東西,他是體育翻譯過大書,就找了一個,就選了一個《資治通鑒》,有人還沒看到過,我就翻譯《資治通鑒》這樣就開始了。

  記者:你當時選擇翻譯工作,是不是也考慮到這樣的話可以跟你夫人一起工作?

  楊憲益:對。做翻譯對她更合適一些。因為那時候她學中文,她對中國文學也很有興趣,

  記者:從主觀上來講你也沒有刻意地想去做這件事情?

  楊憲益:也沒有想做,對。

  雖然由於戰爭原因,最終《資治通鑒》的英文譯稿不幸丟失,沒有出版,但這是中國學者主動向西方介紹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楊戴二人的中文外譯事業也從此開始起步。很快楊憲益發現,在翻譯上,他和戴乃迭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記者:你們兩位合作的工作方式是什麼?

  楊憲益:中國她看起來有點困難,或者不大看得懂。就是我翻譯一個粗稿,然後她在我的粗稿上加一點工。

  楊敏如:我哥哥就看著那個中文就打出來,沒稿子。然後他們倆不說話,幹事不說話,辦公不說話。然後就那個往我嫂子那兒一遞,我嫂子就拿著看,改,除非有些問題兩個人說說話,但是沒有問題,就聽著安靜極了。

  在楊憲益看來,有了戴乃迭的幫助,似乎沒有什麼是不可以翻譯的。

  記者:我在您的傳記裏頭看到一段,好像那個毛澤東當時有一次跟你見面。

  楊憲益:毛澤東很欣賞,有點迷信楚辭,他毛澤東覺得中國的楚辭是跟外國的東西都不一樣,這不能翻譯的。就問我“你翻譯過楚辭,楚辭能翻譯嗎?”我就說主席,什麼東西都可以翻譯。楚辭也不了例外。毛主席笑了笑,想了想沒有再說話。

  記者:說完以後您心裏一點都沒有打鼓嗎?

  楊憲益:沒有,也沒有,翻譯來說很簡單,翻譯就是把從某一個文字,翻譯到第二種文字。就是這麼回事。你要是原本你懂了,你翻譯成外文都沒錯。

  解放後1951年,國立編譯館被撤銷,楊憲益夫婦接到中國外文出版社的邀請來到北京,當時外文出版社剛剛創立英文版《中國文學》雜誌,這也標誌著向西方社會系統介紹中國文學作品的開始。在這一時期,楊憲益夫婦以驚人的速度翻譯了大量作品。

  楊敏如:就一天十幾小時。#實在太累了,我嫂子就把筆一擱,我記得那時候往外走,拿繩,跳繩,跳繩,跳一會兒,我哥哥就會拿個煙在那兒抽,就是個人休息會兒,待會兒又來了。連話都來不及說。

  1964年,楊憲益和戴乃迭接到外文出版社的一個任務,將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翻譯成英文,這無疑是一項艱難的工程。到1968年,《紅樓夢》前一百回的翻譯已經完成。只要再有一年的時間,這部古典巨著就能全部翻譯成功。但是此時,戴乃迭的外國身份再次成為被攻擊的目標。

  楊敏如:江青說我們中國有許多外國人在中國,我們給他吃得好,喝得好,他們都做我們的特務,那特務偷我們的情報,這怎麼可以呢?底下的紅衛兵一聽,就像革命一樣,立刻就跑出去找外國人,就被捕了。

  楊憲益:就是晚上倆人聊天喝酒,後來她去睡覺,我沒睡覺結果把我叫上去,然後這個軍保會的人就把我逮捕了,逮捕了以後就把我帶走了,#逮捕就逮捕吧。就去了,擔心就是家裏的人,別的我沒什麼牽掛。

  記者:好像就進入監獄以後,接著就睡覺了。

  楊憲益:我去接著就睡覺了

  記者:為什麼?

  楊憲益:沒有什麼,就是把我逮去的時候,已經是11點時候,12點了,應該睡覺了。

  記者:該睡覺了,進監獄對您沒有什麼影響?

  楊憲益:沒有

  監獄裏生活枯燥,每天只能看《人民日報》和《紅寶書》。但楊憲益並不覺得苦,在別的犯人還全然不知的時候,他已經通過報紙敏銳地判斷出林彪出事了。

  記者:您怎麼做的判斷當時?

  楊憲益:就是這樣子,因為是有很多人,有的很熟的人。像西亞盧克給總理給主席打電報祝賀,祝賀我們國慶。可是突然一下子,那個報告裏頭不提林彪的名字,林彪名字已經不見了。我就知道林彪已經出事了。林彪以前當然還有很多人,像陳伯達。

  記者:你是看他們的名字逐漸逐漸從報紙上都消失了?

  楊憲益:對,然後就林彪的名字最後也不見了。

  記者:您完全是高自己的推理,來得到這個結論。

  楊憲益:對。

  平靜地度過整整四年的監獄生活之後,1972年5月,楊憲益夫婦相繼被釋放回家。

  記者:當時您什麼心情?還是很平靜嗎?

  楊憲益:當時很平靜,回去就回去。

  記者:我一直很奇怪,您一種很平靜的心態,在文革,很多人是痛不欲生的。

  楊憲益:那個時候文革的時候倒楣的人太多了。我認識的朋友,因為這個家庭裏頭出事很多。我們也算不了什麼。

  從半步橋監獄出獄之後,楊憲益夫婦兩人恢復了翻譯工作,楊憲益開始擔任《中國文學》雜誌的執行副主編。1978年,本該早就完成的《紅樓夢》英譯本終於出版。

  楊憲益、戴乃迭翻譯的三卷本《紅樓夢》是至今為止惟一一部中國人翻譯的全譯本,另外僅有的一個全譯本是英國漢學家霍克斯翻譯的《石頭記》。通過楊戴的翻譯,曹雪芹筆下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故事終於被西方人真正讀懂了。事實上,也只有楊憲益、戴乃迭這樣的配合,才有可能做到這一點。

  1978年,楊憲益還向外文出版社的領導提出了一個建議。文革之後,中國文壇新人新作輩出,而西方社會對中國形勢也非常關注,楊憲益認為應該出版一種不定期的英文叢書,專門介紹有代表性的中國文學作品。這些“熊貓”叢書中的一部分也是我們在李晶收藏的資料中發現的,這些薄薄的小冊子,價格便宜、容易翻閱,在西方社會非常暢銷。

  楊敏如的採訪:我也去過幾次外國,我也去過一些大型的圖書館,各種圖書館,我一去就能看見我們中國的(英文)還有那一套(英文)熊貓圖書。

  當初無奈的一個選擇最終成就了一番事業,楊憲益和戴乃迭成為了蜚聲中外的夫妻翻譯家。但是此時,一場比文革牢獄之災更大的災難卻降臨到了這個家庭,楊憲益夫婦有三個孩子,文革開始時,長子分配到了湖北的一家工廠,兩個女兒分別下放到農村。文革一結束,楊憲益夫婦首要的事情就是把子女們調回北京,不到幾個月,長子楊燁先調了回來,正是這個孩子後來的命運,成為了楊家永遠的痛。

  楊憲益:他從湖北,我把他叫回來的時候,他已經神經不太正常。開頭還很高興,後來給了沒有一兩天,他就不想在家裏待著,受刺激,他是英國人,他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不願意在家待著,他總往英國大使館跑。

  記者:為什麼?您覺得他為什麼會這樣子?

  楊憲益:我們坐牢的期間,說我們是特務,是外國特務。所以他大概他是同事對他也不太好。

  記者:他想不通.

  楊憲益:想不通.

  楊敏如:突然第二天,他就不說中國話了。他就認為我不是跟西洋的有關係,我就說英文了,他突然跑到屋子裏來就都說英文話,我母親就拍著他肩膀是你瘋了吧,你怎麼了,怎麼了,你不認識我了,他就笑,但是他就說,英文,不吃中國飯,我哥哥也有氣也不會辦,就是說不吃中國吃飯就餓著,沒有外國飯,我們家沒有外國飯。他也不生氣他就自己把自己關在屋子裏,不出來。然後出來,他就往那個使館闖,他要做外國人,他說他是外國人。

  記者:所以你後來給他送到英國去?

  楊憲益:先是我們想,送到精神病院,精神病院他們那邊考驗了一下。她母親是一個英國人,英國專家,這個他們精神病治得好的人很少,他們怕這個責任。這個精神病院不敢收。後來我們沒辦法,送他到英國去。一年以後吧,大概他突然一下子死了。

  楊敏如:那天就有一個朋友打電話給我,說是出事了,我說什麼事呢,他說楊業自焚了,我都嚇死了,我就去看他了,一看只有保姆,兩個人都不在家,我說他們哪兒去了他們簡直太,三個人一個女兒,兩個夫妻倆,在三間屋子個人哭個人的,我怎麼辦呢,現在他們都上班了,說上班去好一點,我就說著說著,他們倆就回來,就是說上班也上不下去,就哭了。

  記者:但是我好像你為這個事埋怨過,那個時候你有沒有後悔,包括你的夫人有沒有後悔。為什麼來中國?

  楊憲益:她也沒有後悔,我看她也沒有後悔到中國來,至於我當然說不上,我反正是中國人。

  記者:您是沒有選擇的。

  楊憲益:我沒有選擇

  記者:她是有選擇的。

  楊憲益:她是有選擇

  記者:即便就在那個時候,她也可以選擇?

  楊憲益:是

  記者: 留在這裡原因,您覺得是什麼?

  楊憲益:她一直,自己覺得就是在中國。

  戴乃迭1919年在北京出生,她的父親戴樂仁受倫敦傳教會派遣在中國工作,戴乃迭在中國度過了六年美好的童年生活。雖然六歲後回到英國,但他仍然想念中國的一切,她的生命似乎註定了就是要和中國聯繫在一起。

  1993年,香港大學授予楊憲益名譽文學博士學位,同時獲此殊榮的還有,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印度德蘭修女、菲律賓前總統阿基諾夫人。但是此時對於名利,楊憲益早已看淡,他曾經做詩:多謝斑斕博士衣,無如心已似寒灰。

  記者:你做了很多普通人做不到的事。

  楊憲益:也沒有什麼,我想翻的更多了。

  記者:想翻的更多

  楊憲益:那當然

  記者:您覺得沒有完成?

  楊憲益:那當然.我覺得在翻譯方面,我做得很少。

  記者:你翻譯的作品,別人只要來借來要,您一律都給,讀書人愛書如命,這個好像很少人有人像您這樣做?

  楊憲益:已經過去就完了。寫完了就完了,#這沒什麼

  記者:那你看重您這一生什麼呢?

  楊憲益:沒有什麼

  在香港大學的頒獎典禮上,楊憲益顯得憂心忡忡。這次,他沒有帶著戴乃迭一塊來香港,此時的戴乃迭已經病重了。

  楊憲益:從監獄回來以後,一年左右吧,然後就是聽到了,知道那個我兒子去世的事,從那時候開始,身體就不太好。

  記者:這段時間一直是您在照顧他?

  楊憲益:那當然。

  楊敏如:我哥哥簡直就沒有自己了,就是這麼照顧他,我哥哥喂他飯,他不吃,什麼都不吃。大家愁的他不吃東西。我哥哥就,常常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他就是裏不要管我,你給他找大夫,你一定要負責給他找大夫,我沒關係,現在主要的就是為他找大夫。

  1989年,戴乃迭的病情突然加重,此後的十年,楊憲益一直守在她的身邊細心照顧,但是戴乃迭的病情還是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離開了人世。從1940年跟隨楊憲益來到中國之後,除了因公出訪,她只回英國探過一次親,六十年來,她從來沒有想過離開中國、離開楊憲益。

  戴乃迭去世之後,楊憲益也停止了翻譯工作。之後,“熊貓叢書”停版,《中國文學》雜誌也停刊了,至今,中國再沒有類似的叢書和雜誌出現。

  失去戴乃迭之後,楊憲益的生命仿佛也已經凝固。但是他們留下來的上百部翻譯作品將永遠留在人們心中,他們的愛情也將成為傳世佳話。(央視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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