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志高談翻譯的一頁往事 中國時報 2008.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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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2008.03.25

■喬志高談翻譯的一頁往事---翻譯因緣

胡子丹


　三月九日本刊刊出劉紹銘「『筆』眾不同──風趣、博學，又平易近人的喬志高」一文，用以懷念三月一日逝世於美國佛羅里達州的高克毅先生。刊出後回響者眾，其中資深翻譯家胡子丹先生，油然憶起三十年前（一九七八）與喬志高邂逅的往事，清楚明白講述喬志高暢談「翻譯」的見解，有益又有趣，「人間」特予刊出，讓讀者見識這位文化迻譯大家的幽默與智慧。 ──編者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喬志高在香港創辦了「譯叢」（Renditions），1978至1990年我在台北主編「翻譯天地」（Renditions Monthly），因為這兩個刊物同質性頗高，英文名字又一樣，引起了高先生的注意；經由共同朋友卜少夫先生的介紹，我們通了電話，也寫了信；他笑呵呵說：「喊他高先生絕沒有錯，稱他喬先生也滿有道理，可千萬別叫他「喬志」先生。因為他是中國人，百家姓上有喬有高，可就找不到「喬志」這個複姓。」蓋喬志高（George Kao）乃高克毅先生（1912-2008）的英文名字的中譯，也是高先生用以筆耕的筆名也。

　我二人終於見了面，那是1978年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時半開始，到六點半才結束。他是由香港去美國，在台北過境，住圓山飯店，啟程前就約定了這個約會。他健談，興味濃，足足獨白了一百好幾分鐘。時隔多年，音容宛在，滬腔仍然盈耳，端的記憶猶新。本文試以第一人稱語氣寫出，以下所謂「我」，喬、或高先生是也。

　「譯叢」、「譯訊」與「翻譯天地」

　我第一次看到「翻譯天地」月刊，是幾個月前，香港中文大學的翻譯中心，轉寄到美國給我的。最近卜少夫先生又給了我一份六月號。這是份很專門性的雜誌，台灣有人辦，倒是我始料不及的事。比起「譯叢」和「譯訊」來似乎還要專門些。

　「譯叢」是季刊，偏重於中文外譯。「譯訊」是一份不定期不向外發行的一種會員通訊，最初只是油印若干份，分寄給香港翻譯學會會員們，最近幾期才開始排印。「翻譯天地」的英文名字叫Renditions Monthly，我很欣賞。當然，這很可能仿用了「譯叢」的英文名字，但是這沒有關係，我非常同意。我在翻譯學會的午餐會上就曾如此表示過。當初我把「譯叢」的英文名字取做Renditions原因有三：第一，我總覺得Translation這個字雖然名符其實，畢竟太普通了，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也有一個翻譯中心，他們也有個季刊叫做Translation，如果我們把「譯叢」也叫做Translation，便雷同了，會攪不清。第二，Renditions這個字很含蓄，耐人尋味，要讓人想一想。第三，Renditions是對翻譯技巧的一種看法。

　世界上沒有百分之百的「對」的翻譯，是各種不同的嘗試而已。Renditions的原義是音樂，是各個人在演奏時不同技巧的表現。這個Ｓ很重要，多數形，見仁見智，各有千秋。用Renditions Monthly做「翻譯天地」的英文名字﹐實在是最妙的翻譯了。

　原文作者與譯文讀者

　我對於思果先生在「翻譯漫談」中談到的「我們談翻譯，往往第一注意到對原文、原作者負責。這件事一點不錯，錯在太看重這一點，反忘了讀者。這只是本末輕重的問題，譯者又想忠於原文，又要譯文明白曉暢，朗朗上口，是不是辦得到呢？答案是辦得到，不過很辛苦，也要一點訓練。為了譯文流暢，犧牲一點原文不相干的地方。」今年二月間，陳蒼多先生為文「請教」，認為思果先生說的這些話有商榷之處。陳先生認為「第一，翻譯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到底是讀者為本原作者為末，也不能有一定的定論。如果有的譯者以原作者為本，寧願犧牲「十分之一」的譯文流暢，而把「原文不相干的地方」譯出，以增加「十分之二」的「忠於原文」，那麼，我們也不能說他這樣做不合法。」這兩篇文章，我看是沒看到，不過現在聽你這麼一說，我以為他們二位都有道理。也可能蔡先生沒有把話說清楚，很容易便遭到誤解了，他沒有再寫文章來反反駁，是很明智的。我倒想起他最近在香港，可遇到了一件頗為「動輒得咎」的事。原來在香港有家報紙，有一署名「七好」的專欄，所謂「七好」，乃由七女子（即小思、圓圓、杜良堤、柴娃娃、尹懷仁，和蔣芸、秦楚）每人每週輪寫一篇專談有關「女權」的文章。有天七女子作東，思果先生簡直是「抓住一把胍」趕赴鴻門宴，偏偏愈謹慎說話，愈容易出錯，這件事情的詳細經過，思果先生在「認錯──男女平權的間題」一文中已經交代得清楚。我想他在寫「翻譯漫談」的時候，知道台灣翻譯界高手很多，可能也就懷著赴「七好」宴的同樣心情罷！思果先生目前也參加了翻譯中心，正在埋頭翻譯Charles Dickens的David Copperfield，這就是過去林琴南先生用文言文翻譯的「塊肉餘生錄」。我有理由相信，這次用白話文重譯，一定比先前的好。現在看來，有很多囉哩囉嗦的地方，如果全部忠於原文，還她本來面目，對譯文讀者來說，恐怕不見得討好。我個人翻譯，是不贊成逐字逐字的。因為不忠實於原文，固然有虧譯的職守，可是如果太忠實原文，而使讀者們看不懂譯文，則又有違翻譯的目的了。我大半輩子搞翻譯，我看別人的翻譯翻得太流暢了，流暢得不像是翻譯，我立刻直覺到，這種翻譯一定是不忠實。同樣地，如果，看到的譯文太詰屈聱牙了，我也可以下判斷，這位翻譯仁兄，不僅原文沒弄清楚，他的譯文程度也不怎麼高明。我個人的翻譯習慣是一段一段的翻，先把原文看懂，把每一個字都消化了，然後再考慮到，怎樣用最適當的譯文把它翻出來。當然，由於兩種文字的句法、文法、用法的不同，譯文的次序不可能和原文的相同，但是，大段大段的，我不主張變動。如果原文段落不清，那是作者的差勁。我們把一流作品翻成二流譯文，或者把二流作品翻成一流譯文，這都不對，也都不高明；既然發現原文太糟，我們何必去譯？

　中文外譯

　我在這幾年，發現了在台灣翻譯界，有一個好現象，那就是中文外譯多起來了。有位殷張蘭熙女士，在這方面供獻很大。中文外譯這件事情不簡單，第一要有好作品，質好是建築在量多的基礎上。因為從多量的創作裡去找好作品，總比較容易些。台灣幾家報紙副刊，在這方面盡了不少力，但是純文學性質的刊物卻太少了，大概是「賠本生意沒人做」罷！第二要原文有價值，不論文藝或論文，要能受到國際上重視。舉例說，小說反共可以，但絕不能八股，而且要長篇。第三，就算我們有好作品，誰來翻呢？目前中文外譯，外國人和中國人的人數差不多，翻的好壞也各有千秋。外國人如果翻得壞，那就是很壞很壞，因為他根本把中文的意思弄擰了，譯文越高明使人誤解的程度越深。當我看到一些頂頂大名的洋學者把中文譯錯了，我真傷心透頂，而他們又自以為通曉中文，不願找中國朋友幫忙。我們中國人的中文外譯，因為外文畢竟不是母語，往往掌握不住，即使譯文完全正確，文法完全對，但是文句不漂亮，不夠出書水準，也是枉費心機。所以我們中國人的中文外譯，最好是請有文學修養的外國人潤飾一下。以上說的這幾點，現在都在慢慢進步中，經過一段長時期才能看得出成績。例如不久前，我國陳荔荔女士英譯了「董西廂」，由劍橋大學出版部出版，得到了美國翻譯類的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s），這個獎雖然是全美書商提供的，卻是美國出版界的大獎，國人膺此殊榮的，陳女士是第一人，尤其是幾篇書評，對陳的譯筆給予極大的好評。

　以諺（俚）語譯諺（俚）語的問題

　我最後要談的是翻譯上一個小小問題，卻是一個大大困擾。那就是以諺（俚）語譯諺（俚）語的問題。我認為大可不必很勉強地一定要出來。例如英文裡有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一句話，我對「一箭雙鵰」的中譯便不以為然。因為「一箭雙鵰」除了有「一舉兩得」，還有其他意思。後來有人中譯為「一石二鳥」，既正確、新鮮，又給中文多創了一個詞彙，真是最好不過的事情。有人用「寧靜致遠」來翻譯Still water runs deep.看來好像很適切，但是，你如果細細體會一下，便覺得還是不夠味。我們中譯一個作品，不僅要介紹原文的內容，原文裡有好的詞彙，也要介紹出來，來豐富我們自己的中文詞彙，像「幽默」、「摩登」、「盆景」等都是很好的例子。只要是普通話可以講得出來，用白話文可以寫得出來的詞彙，我們不妨多創造些，或是用很適切的方言來中譯，而使它再生。例如「彆扭」這個詞彙，現在不就國語化了嗎！所以說，我們幹翻譯工作的人，說得堂皇點，固有文化的發揚光大，對現代文學的開拓傳播，可真貢獻很大，也是任重道遠呢！

　我曾翻譯過一本「大亨小傳」，裡面有很多俚語，很不容易翻成恰當的中文，有陣子我很想用上海幫會裡的話來翻，因為我是在上海長大的，可是「今日世界」的編輯沒有同意。有位戲劇家姚克生生翻譯了一本「銷貨員之死」，裡面口語太多，他便全用北京話，他之所以敢用北京話來翻，因為他自己是蘇州人的關係。那本書的對話完全是紐約市布魯克林（Brooklyn）區的口語，土土的，講來會使紐約人聽了好笑。用我們的京片子來翻譯布魯克林的口語，我認為是沒有什麼道理的。在翻譯過程中，總是免不了一些文句，很難用三言兩語就能把原文的三言兩語翻譯出來，尤其是關於風土習俗的表達。例如在日本小說裡，因為久旱不雨，便在玄關前掛了個紙人，是代表祈神降雨的意思。如果譯成中文，只要把譯文弄長一點，說個詳細，要不然，只有用「譯註」。不過這是個下下策，要盡最大可能不要用。

　我一大半輩子搞翻譯，在未來的歲月裡，恐怕還是搞翻譯。我和翻譯結了深深的緣，這就是所謂「翻譯因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