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苡：生正逢時，苦難的歷程有愛相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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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苡：生正逢時，苦難的歷程有愛相隨


2007-01-31 14:36:52　南方都市報　李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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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出身書香門第，哥哥楊憲益和姐姐楊敏如都是文化名家。

　　●她曾就讀西南聯大，與巴金和沈從文有交往。

　　●她是翻譯家，翻譯過名著《呼嘯山莊》。



楊苡小傳
　　楊苡，1919年生於天津。先後就讀西南聯大外文系、重慶國立中央大學外文系。翻譯家，主要譯著有《呼嘯山莊》《永遠不會落的太陽》《俄羅斯性格》《偉大的時刻》《天真與經驗之歌》等。著有兒童詩《自己的事自己做》等。（攝影：鄧建鷹）


　　在北京見過楊憲益先生，就想到南京見他的妹妹楊苡。

　　楊苡喜歡聊天。“吳祖光所謂‘生正逢時’，我就是生正逢時，生於1919年，正是五四運動那一年。”話頭一起，趣事傻事得意事一件件說來，還不忘告誡我：“你說我說的話有什麼錄頭，就是講故事而已。”這些故事裏主角和配角可都是現代文化史上響噹噹的人物。在她的家中，哥哥楊憲益和戴乃迭的跨國愛情足以傳世；在她的少女時代，和巴金兄弟的情誼可記一筆；步入西南聯大後，師長沈從文和吳宓值得研究，而學友蕭珊、王樹藏和巴金、蕭乾的愛情，一時也說之不盡。

　　墻上挂著楊苡的丈夫趙瑞蕻的照片。1999年2月15日，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趙瑞蕻去世。楊苡說：“如果人死後還有靈魂，這個八十四歲的老人已經得到了最後的快樂和滿足，因為他畢竟走完了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苦難的歷程：磕磕碰碰，跌跌撞撞，戰爭與和平，表揚和批判……等等，有歡樂也有痛苦，從二十世紀初到世紀末都是一言難盡的。”在她的回憶裏，趙瑞蕻的形像是如此生動：“這是一個如此熱愛生活的人；一個從小迷上了《愛的教育》並想為之奮鬥一生的理想主義者；一個被朋友戲稱為‘不食人間煙火’的、不諳人情世故的幻想家；一個進了課堂便滔滔不絕，願為年輕人傾瀉他所有知識的好老師；又是一個不問書價多少，進了書店便被堆滿了書的書架牢牢地吸住的書癡！”

　　家裏堆滿了各類圖書，沈從文和巴金的著作擺在顯眼位置。每天，楊苡就與書為伴，不時與各地的老朋友聯繫。她好奇地問我在北京上海採訪過哪些文化老人，當聽到還沒有採訪邵燕祥時，有些驚訝。我解釋：“邵燕祥聽了那些前輩的名字，說不敢接受採訪。”她笑了：“邵燕祥真聰明！”又取出一札巴金的信，若有所思地說：“巴金有一個遺願就是建立‘文革博物館’……”

　　書香門第出身

　　楊苡原名楊靜如，生於書香門第。祖父曾任淮安知府，祖輩中有四位在晚清時考上翰林。父親留學日本，在民國時期擔任天津的中國銀行行長。楊苡的哥哥楊憲益留學英國牛津大學、姐姐楊敏如畢業于燕京大學，後來都成了著名的學者、專家。

　　南方都市報：你們楊家出了三個文化人：你哥哥楊憲益、你姐姐楊敏如、你。

　　楊苡：三個都是廢物。我父親是搞銀行的，我母親非常希望我們三個人有學經濟的。三個人連鈔票都不會數，我哥哥數鈔票更可笑，他把鈔票一張一張地擺在臺子上，比我還糟，我還可以數。我們只能學文。

　　南方都市報：楊憲益先生小時候寫詩嗎？

　　楊苡：我哥7歲就寫古體詩。我哥絕對聰明，小時候老先生的教法是都寫詩，我也想寫，可是我不會寫，我哥哥就啟發我。那時候我跟他們兩人比，我是最笨的，我姐姐也說她最笨，主要是因為楊憲益太聰明，就變成我們倆是最笨的。

　　南方都市報：小時候對新文學感興趣嗎？

　　楊苡：有興趣。他們成天就笑我瞎讀書，瞎搗亂。我哥我姐對西洋名著感興趣，有一次他們看伍光建譯的《俠隱記》（今譯《三個火槍手》），兩個堂兄和我哥分別自稱：“阿托士”、“阿拉密”、“達特安”。他們說：“誰是密李狄呢？”他們笑了我一大陣子，我知道密李狄是個漂亮的女人，就大叫：“我是密李狄！”原來密李狄是個狠毒的壞女人。

　　我們讀到初中，很多課程是英文的。我哥哥沒有上小學，直接上教會學校。家裏還請了一個女老師。

　　南方都市報：這個女老師叫“徐劍生”，你哥哥還專門做了一個對子？

　　楊苡：我哥哥對對子快，一看“徐劍生”，就對三個字“快槍斃”。你看過那個女老師的照片嗎？

　　南方都市報：沒有，長得好看嗎？

　　楊苡：還可以。（笑，取出照片。）她的先生是醫生，很帥很帥的。

　　南方都市報：後來你母親發覺她對你哥哥有意思，馬上讓你們兄妹三個認她做乾媽？

　　楊苡：她和我哥沒有戀愛！這個女老師也許有那個意思。這個女老師特別偏心，開始是我告訴我母親：“先生偏心，就是喜歡哥哥，不喜歡我。”但是不可能有這個事情。後來我跟別人辯論，說他們沒有戀愛，充其量就是“少年維特的煩惱”吧。

　　南方都市報：什麼時候開始讀巴金先生的小說？

　　楊苡：就是《家》出來以後，我哥哥給我看的。我十四五歲吧。他的作品可以說影響了我們那一代人。

　　南方都市報：《家》中寫的跟你們家像嗎？

　　楊苡：完全像，因為我祖父也在四川做過官，就跟他們家的生活有點像。家裏不是像書裏寫的那麼大，那麼講究，也沒有鳴鳳。他們家也沒有鳴鳳，我們家倒有個來鳳。他們家有老姨太，我們家也有一個老姨太。

　　南方都市報：你的母親是姨太太？

　　楊苡：是的，但是我母親是平常人家的，因為是我父親的大太太懷了八胎，結果只活了兩個，就是我大姐姐和二姐姐。沒有兒子不行，結果就娶了我母親當二房。

　　南方都市報：你哥哥說，他小時候對僕人都是平等的，都不喜歡他們侍候。

　　楊苡：對，我們也是喜歡到大院玩，從來沒有小姐少爺的想法，因為我母親也是平常人家的孩子。

　　與巴金兄弟做筆友

　　哥哥楊憲益到英國留學、姐姐楊敏如到燕京大學讀書後，16歲的楊苡非常苦悶，寫信向巴金傾訴心事。巴金很快回信，後來告訴她，他的哥哥李堯林在天津南開中學教書，她可以與他通信。李堯林早年與巴金一道離開四川到上海求學，先考入東吳大學，後又轉到燕京大學外文系，畢業後在南開中學任英語老師。南開中學在抗戰時被炸後，李堯林又到了耀華中學教書。楊苡和李堯林通信後見面，彼此相處了愉快的五個月。

　　南方都市報：第一次給巴金先生寫信是什麼時候？

　　楊苡：1935年。我記得是“一二。九”以後，因為苦悶嘛。為什麼苦悶呢？因為我的好朋友可以參加遊行，我們家怎麼可能讓孩子們參加遊行呢？非常之苦悶！

　　南方都市報：你給巴金先生寫信後，他很快就回信了？

　　楊苡：他都回信的，他有一篇文章還提到我呢。那時候他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幾個人合開的。以前開出版社比現在自由開放。

　　南方都市報：你和巴金先生一共通了多少封信？

　　楊苡：我在天津的時候他給我10封信。後來就是66封，我都交給上海圖書館。那十封信放在一個箱子裏，日本鬼子進租界前將箱子裏的存信全燒了。

　　南方都市報：巴金先生什麼時候告訴你，他哥哥李堯林在南開中學教書？

　　楊苡：1938年。我急於走，他勸我不要，要忍耐。我說，要忍耐到什麼時候呢？當時我也害怕日本鬼子進租界。我家是住在租界裏。

　　南方都市報：這時候就跟他哥哥李堯林通信了？

　　楊苡：通信，也見面了。他哥哥一跟我見面，就給我看巴金的信，他弟弟還以為我當時很小呢。他的住處被日本人炸了之後，他就到學生小馮家裏，等於給他們當家教。小馮的姐姐跟我一起學畫，有一天，馮小姐就請我到她們家玩。他們家離我們很近。我就去見了李先生。

　　南方都市報：你們還常常一起聽唱片呢？

　　楊苡：年三十開始通信，7月7日走，就是五個月吧。我十八歲，他三十幾吧。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南方都市報：那時候有沒有想過談戀愛？

　　楊苡：沒有，根本就沒有！就是有話就要說。過年人家給壓歲錢，我母親什麼都管著，後來我母親覺得我大了，就給十二塊錢月費，我買了三張唱片，是好的紅心唱片，四塊錢一張。李先生喜歡拉小提琴，還會唱歌，男高音。我們一起聽過唱片，也看過電影。

　　考取西南聯大

　　1938年，楊苡離開天津，輾轉到了昆明西南聯大，入讀外文系。在這裡，楊苡認識了蕭珊、王樹藏。楊苡曾參加高原文學社的活動，與高她兩班的趙瑞蕻認識，1940年結婚。

　　南方都市報：你怎麼考了西南聯大？

　　楊苡：我還沒有畢業的時候，教會學校有保送的制度，所有高中課程成績平均八十分可以上南開大學，我就報考南開大學中文系。那時候考文科只考中文和英文，如果考理科就加數學，那我就不行了。所以我一考就考上了。我是1937年考取的，1938年，我和幾個同學一塊走，就是屬於流亡學生，先到香港，再從香港到昆明。我的幾個同學就在香港大學讀了，我母親還以為我和她們一起在平津，我自己想到內地去。我又怕考，他們叫我去找學校，告訴他們我原來是考取了南開大學的，他們一查，果然如此。因此我的學號就是南開大學的學號——N2214，我老記得，因為人家老拿我開玩笑。我考的是中文系，讀的是外文系，因為沈從文叫我去轉係的。

　　南方都市報：怎麼跟沈從文先生認識的？

　　楊苡：還沒有上聯大的時候，我跟他們住在一個院子，他為人非常好。我租的房子。沈先生就住在樓上。

　　南方都市報：你有一段時間跟蕭珊住在一塊？

　　楊苡：曾經住在宿舍裏，後來我就走了。1939年她到昆明，我到車站接她，是巴金叫我去接她的。巴金覺得我們兩個性格很像。我接她到聯大宿舍，她進外語系，但是很快就轉到歷史系。

　　南方都市報：蕭珊怎麼排到“小三”呢？

　　楊苡：蕭珊幾個同學在一起，她們叫她“小三子”，後來她寫詩，筆名叫“蕭姍子”，後來就改叫“蕭珊”。

　　南方都市報：你們還跟王樹藏住一塊？

　　楊苡：我們在宿捨得時候同一個房間常開玩笑，蕭珊給巴金寫信，王樹藏給蕭乾寫信，我給李堯林寫信。

　　南方都市報：你在聯大讀外語系，有哪些老師？

　　楊苡：葉公超是系主任，謝文通教英詩，陳嘉教莎士比亞，馮至教德文，吳宓教歐洲文學史。聯大教詩是歐洲的詩，不像後來中央大學只教英詩，英國文學史面較窄。

　　南方都市報：吳宓上課怎麼樣？

　　楊苡：他上課的英文很難聽，口音很重。

　　南方都市報：錢鍾書說“吳宓太笨”。說過沒有？

　　楊苡：我認為錢鍾書也許會說，後來楊絳不是否認了嗎？他們老一輩的事很難說。

　　南方都市報：當時聯大很多人寫詩，趙瑞蕻先生是青年名詩人。

　　楊苡：最有名的是穆旦。當時沒有“九葉派”，後來王辛笛他們同時代的詩人湊成九個人的詩集才叫“九葉派”。

　　南方都市報：你怎麼和趙瑞蕻先生認識？

　　楊苡：他比我高兩班。1939年3月認識，春天認識，比認識蕭珊還早一點。

　　南方都市報：第一次見面的印象如何？

　　楊苡：是我一個堂姐訂婚，三叔家的，是北大外文系的，讀書非常好。她跟外文系一個同學戀愛好多年，快畢業了，就訂婚，也就是請大家來吃飯。就這麼和趙瑞蕻認識。

　　南方都市報：後來怎麼發展？

　　楊苡：那時男同學追女同學，沒有女同學追男同學的。

　　南方都市報：1940年就結婚了，當時在學校的學生可以結婚嗎？

　　楊苡：沒人管。隨便同居也沒有人管。

　　南方都市報：那時候你讀二年級？

　　楊苡：二年級，1940年我母親到了昆明，知道我有男朋友，不以為然，後來就打電報叫我到四川，轉學到成都金陵女子大學。我沒走成。我只在聯大讀了兩年，後來生了小孩，耽誤了兩年。1941年生小孩，1942年暑假才上中央大學，就是借讀。那時我如果不大學畢業，就沒有辦法找工作。

　　國立編譯館經歷

　　1945年，楊苡接到蕭珊的信：“李先生已于11月22日離開了我們。我很難過，希望你別傷心！”信中的“李先生”是李堯林，楊苡痛哭一場。一年後，楊苡一家遷到南京，她進入了國立編譯館，在哥哥楊憲益的翻譯委員會工作。兩年後，楊苡被解聘。

　　南方都市報：巴金和蕭珊結婚的時候你在哪？

　　楊苡：我在重慶。巴金在昆明時請我們倆吃過一次飯，不知算不算訂婚。

　　南方都市報：抗戰時跟李堯林先生通信嗎？

　　楊苡：通信很多。

　　南方都市報：什麼時候知道李堯林先生去世的消息？

　　楊苡：抗戰勝利的時候，巴金的哥哥就打電報來，說：大病初愈，望速來。巴金就託人買飛機票，到上海呆了三個星期。他哥哥發低燒，到醫院沒幾天就去世了。巴金非常傷心。有一次，大哭。

　　南方都市報：你哥哥和戴乃迭回國結婚後的處境如何？

　　楊苡：我哥哥在中央大學，羅家倫是校長，也是我們的二房東，請我哥哥楊憲益和嫂嫂戴乃迭去任教。他們倆就興致勃勃地去柏溪一年級分校，兩人非常活躍，跟同學辦英文的壁報，諷刺孔祥熙。因此，中央大學有一封內部的信，說：戴乃迭估計是英國共黨，施美人計。因為我嫂嫂漂亮，我哥哥是書生。

　　南方都市報：楊憲益後來怎麼進了國立編譯館？

　　楊苡：我哥哥在中央大學被解聘以後，就到了貴陽師範學院。然後就到成都生孩子，也在教大學，後來就回重慶又到北碚，進了國立編譯館，這時候應該是我哥哥過得最好，因為跟梁實秋、梁宗岱、老舍在一起，成了好朋友。

　　南方都市報：後來你也到了國立編譯館？

　　楊苡：我是到了南京以後，1946年我是坐中央大學的船，他們是坐國立編譯館的，他們的船在路上翻了，所以書損失了一大堆。我們是先在中央大學住下來，我愛人是助教，先分配到實驗室住。我是1946年進國立編譯館，我哥哥叫我到他那兒去，沒工作不行，到1948年被解聘了。

　　南方都市報：為什麼被解聘了？

　　楊苡：館長是趙士卿，朱家驊的連襟，也不是壞人。我和同事在聊天，他在門口偷聽我們講話，門口漏了個縫。我哥哥上班遲了，他第一件事是上班看報紙，看夠了才來。因為我們這一組，我哥哥管得散漫得不得了，有人來我們就做樣子，一個月才交一萬五千字的翻譯，對我們來說太容易了。我們聊天，我就靠著我哥哥桌子，聊物價罵當權政府。我看見門開了一道縫，就走近把門一踢。趙士卿進來了，臉紅得跟豬肝似的，然後就問最老實的一個老頭劉先生“剛才誰關的門？”劉先生站起來，不敢說是我關的。我說：“是我。”他就說：“下次關門不要那麼重。”後來他們就跟我哥哥詳細講，我哥哥不說話。我曉得我哥哥不會罵我。我哥哥就說：“他們要勘亂總要勘一個人，還是勘我妹妹吧，因為我妹夫根本不贊成她出來工作。”後來館長讓我哥哥去，我哥哥裝作不知道。過幾天發聘書了，我一看：沒有我。我哥哥就生氣了，因為討論的時候明明是有的，他覺得我搞翻譯沒有問題。於是我就失業了。

　　十年風雲迭變

　　1953年，楊苡開始翻譯《呼嘯山莊》，1955年6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1956年，楊苡到民主德國萊比錫卡爾。馬克思大學東方語文學院任教。在此後的政治運動中，一言難盡：楊憲益和戴乃迭關押在同一監獄，彼此之間很長一段時間並不知情；巴金受批，蕭珊病逝；沈從文與蕭乾師徒在厄運中產生誤會，彼此不再來往。

　　南方都市報：什麼時候看《呼嘯山莊》的原著？

　　楊苡：1943年在重慶時看的。老早就想翻譯了。我想翻譯的目的就是我要證明它比《簡愛》好。

　　南方都市報：相比之下，讀《簡愛》的人可能會多一點。

　　楊苡：讀《簡愛》的人多是因為巴金的出版社先出了。

　　南方都市報：1957年你的處境如何？

　　楊苡：我在萊比錫，七月回國。

　　南方都市報：怎麼去的民主德國？

　　楊苡：上面派去的。因為我們“政治清白、歷史清楚”啊。1953年第一批派我們去的，當時高教部部長跟我們說，你們夫婦都去，孩子也帶去，到那兒去受受教育。結果是一個孩子也去不了，說帶孩子出去會影響革命工作，我不聽這一套，我又不是黨員。他們說，你放心，孩子我們都會安置好的。我說我不去了。結果我就回來，帶著孩子。那邊安家費又沒有落實，我可以靠稿費維持生活。

　　南方都市報：後來總共在民主德國呆了多少年？

　　楊苡：我愛人呆了四年，我只呆了一年，因為我帶小孩回南京，不肯去。後來爭取帶了兩個孩子去了一年，1957年暑假回來的。

　　南方都市報：後來楊憲益和戴乃迭進監獄時，你們知道消息嗎？

　　楊苡：我不知道。我在勞動，我一直靠邊6年。後來怎麼知道呢？就是外文局來找我調查葉君健，我就問我哥哥怎麼樣？他們就告訴我：你哥在哪兒我們也不知道。我說：我哥算什麼？他們說：說他是“反革命”也行，說他是“右派”也行，說他是“反動學術權威”也行。後來有一個年輕一點的人就告訴我他在哪兒。

　　南方都市報：那時候楊憲益和戴乃迭關在同一個監獄，但是彼此不知道？

　　楊苡：戴乃迭不知道，但是我哥哥有一次放風，猜得出來。鬱風也猜得出來。

　　南方都市報：“文革”的時候有巴金先生的消息嗎？

　　楊苡：不知道。

　　南方都市報：那時候跟沈從文先生有沒有聯繫？

　　楊苡：有聯繫。我們不是寫信聯繫，後期是到北京去看他。反正能到北京，就要去看沈從文。

　　南方都市報：我到現在還搞不清楚，蕭乾到底結過幾次婚？

　　楊苡：第一次是王樹藏。總共是三、四次吧，但是戀愛就不止了。巴金說：要不是1957年，他還要結婚的。文潔若跟他共患難嘛。

　　南方都市報：蕭乾跟沈從文不和是怎麼回事？

　　楊苡：我覺得兩人都沒有錯，有些誤會。不是都倒楣了嘛，蕭乾住在一個美院的傳達室，就是一個小屋。我去看沈從文，再走就是蕭乾的屋子，我沒去看他，因為覺得兩人不對頭，我想兩人是有誤會的。

　　南方都市報：李輝在沈從文臨終前對他說：“你們老也老了，和好不行嗎？”準備安排蕭乾來見沈從文，結果還沒有見成，沈從文已經去世了。

　　楊苡：我覺得很遺憾，這只是誤會。1957年大家都不好受，沈從文可能對蕭乾就有些誤會。後來張兆和一說到蕭乾就很生氣，沈從文就說：“不要說了，不要說了。”我覺得這只是誤會。

　　感謝董寧文先生提供支援

（編輯：李瑾）